《联合早报》- 我的侨批缘 (201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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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story20160804-64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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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望
柯木林／文图
新加坡宗乡总会学术主任
作者毕业于南洋大学历史系，其荣誉学位毕业论文《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1945-49）》，是中国大陆以外第一篇有系统研究侨批的论文，至今为研究侨批必要参考的经典之作。在作者眼中，侨批可被喻为“千面女郎”，因为侨批档案具有多面性，取决于研究者要从哪一方面作切入点。
1971年，我的大学荣誉学位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1945-49）》，指导老师是曾任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崔贵强，校外考委则是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郑德坤教授。当年之所以选择侨批研究，乃因发现在新加坡的市街上常有民信局、银信局或汇兑庄的招牌。
亲访战前民信业巨头
为什么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商业繁盛，银行业务发达的国家，汇兑信局还能够存在呢？这个问题引起我的兴趣，于是开始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觉到汇兑民信业在1940年代是新加坡各行业中最突出者；尤其在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只有民信业一枝独秀。可是有关民信业的历史，当时还是一片空白，于是下定决心，写作这篇论文。
开始写作时一片茫然，不知从何着手。突然我想到了陈育崧，他是国际知名的华人史专家。在很冒昧的情况下，打电话给他，但他却以十分诚恳与热心的口吻，约我面谈。就在他东海岸的住宅里，在他那闻名国内外的书房——“椰荫馆”与他会面。交谈后他立即借我一份文件夹，里面尽是些战前剪报及有关的文献资料。他又取出名片，介绍我去访问林树彦、周镇豪、黄正本三位战前民信业领袖。
在陈育崧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论文。这件事使我毕生难忘，而当年我访问过的前辈们，如今都已作古了。人事沧桑，如斯而已。
父母留下的侨批单据
我的父亲是厦门海沧的移民，曾与侨批侨汇发生过关系；而我的大学荣誉学位毕业论文，研究的也是侨批课题。这篇论文目前收录在我的著作《石叻史记》一书中，其间155页，有当年我父亲寄往故乡海沧侨批的插图。因此，个人和家庭早与侨批有历史的缘分，天意也！
先父柯文法1930年代由家乡福建省海澄县东屿村南渡，先至砂拉越的古晋，后移居新加坡，经营杂货店生意，在吻基（Boat Quay）一带从事饲料贸易。1960年生意失败后，经南洋柯氏公会宗亲的介绍到小坡一家五金行当会计，直至1973年逝世。
母亲林荫治为我舅公的养女。先父的发妻（即我的大妈）在日军轰炸鼓浪屿时被杀害。大妈辞世后，父亲在新加坡续娶。我母亲生五男四女。由于在之前我的三个哥哥及一个姐姐在日本统治新加坡期间因缺粮夭折，因此，我在家中的排行仅次于另一个姐姐，而居长子的地位。
先父南来后，他的妹妹，即我的姑母依然留在家乡。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不好，时常收到家乡来信。信中除报告平安外，也时常要求我们汇款，或寄送一些旧衣服。晚间也时常看到父亲附案写家书，有时我也跟他去汇款。
侨批蕴藏着无数民间历史
然而，当时还不懂事，只是略知在家乡有亲人需要照顾，所收到的家信或回批也不在意，看了就扔。现在这些侨批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始料不及的。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们也没有汇款或者寄旧衣服回去。姑妈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他们都富裕了起来。
从个人家庭的故事，可看到侨批的式微是必然的，也看到了中国经济从落后到腾飞的过程。侨批蕴藏着无数的民间历史，不仅仅是“两地书”，更是“抵万金”的家书，很有史料价值！
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2013年6月19日，在韩国光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IAC）第11次会议上，由福建、广东两省联合推荐、中国国家档案局申报的“侨批档案”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侨批是什么，竟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批”是闽南方言，即“信”的意思，原只作为家书报平安与汇款回家糊口的简单目的。侨批可说是海外华人与故乡亲人之间的家书和汇款凭证，是民间原生态“草根”的档案文献，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内并未受到重视，也不被官方典籍文献所记录。
从时间上看，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的150年期间，横跨三个时代：晚清、中华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有数十万封由海外侨民通过“水客”“批局”“民信局”“银信局”或“汇兑庄”寄回国内的家书及汇款的“银信”，被统称为“侨批”。
侨批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涵盖面很广。从现存资料看，侨批内容繁杂多样，但基本都记录了一个时代低层人民的生活样貌与社会图景，这是最真实、最朴素、最珍贵的原始资料。这是侨批的史学价值。
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把侨批誉为“侨史敦煌”。把侨批和中国历史上的“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相提并论，足见其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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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望
柯木林／文图
新加坡宗乡总会学术主任
作者毕业于南洋大学历史系，其荣誉学位毕业论文《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1945-49）》，是中国大陆以外第一篇有系统研究侨批的论文，至今为研究侨批必要参考的经典之作。在作者眼中，侨批可被喻为“千面女郎”，因为侨批档案具有多面性，取决于研究者要从哪一方面作切入点。
1971年，我的大学荣誉学位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1945-49）》，指导老师是曾任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崔贵强，校外考委则是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郑德坤教授。当年之所以选择侨批研究，乃因发现在新加坡的市街上常有民信局、银信局或汇兑庄的招牌。
亲访战前民信业巨头
为什么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商业繁盛，银行业务发达的国家，汇兑信局还能够存在呢？这个问题引起我的兴趣，于是开始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觉到汇兑民信业在1940年代是新加坡各行业中最突出者；尤其在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只有民信业一枝独秀。可是有关民信业的历史，当时还是一片空白，于是下定决心，写作这篇论文。
开始写作时一片茫然，不知从何着手。突然我想到了陈育崧，他是国际知名的华人史专家。在很冒昧的情况下，打电话给他，但他却以十分诚恳与热心的口吻，约我面谈。就在他东海岸的住宅里，在他那闻名国内外的书房——“椰荫馆”与他会面。交谈后他立即借我一份文件夹，里面尽是些战前剪报及有关的文献资料。他又取出名片，介绍我去访问林树彦、周镇豪、黄正本三位战前民信业领袖。
在陈育崧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论文。这件事使我毕生难忘，而当年我访问过的前辈们，如今都已作古了。人事沧桑，如斯而已。
父母留下的侨批单据
我的父亲是厦门海沧的移民，曾与侨批侨汇发生过关系；而我的大学荣誉学位毕业论文，研究的也是侨批课题。这篇论文目前收录在我的著作《石叻史记》一书中，其间155页，有当年我父亲寄往故乡海沧侨批的插图。因此，个人和家庭早与侨批有历史的缘分，天意也！
先父柯文法1930年代由家乡福建省海澄县东屿村南渡，先至砂拉越的古晋，后移居新加坡，经营杂货店生意，在吻基（Boat Quay）一带从事饲料贸易。1960年生意失败后，经南洋柯氏公会宗亲的介绍到小坡一家五金行当会计，直至1973年逝世。
母亲林荫治为我舅公的养女。先父的发妻（即我的大妈）在日军轰炸鼓浪屿时被杀害。大妈辞世后，父亲在新加坡续娶。我母亲生五男四女。由于在之前我的三个哥哥及一个姐姐在日本统治新加坡期间因缺粮夭折，因此，我在家中的排行仅次于另一个姐姐，而居长子的地位。
先父南来后，他的妹妹，即我的姑母依然留在家乡。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不好，时常收到家乡来信。信中除报告平安外，也时常要求我们汇款，或寄送一些旧衣服。晚间也时常看到父亲附案写家书，有时我也跟他去汇款。
侨批蕴藏着无数民间历史
然而，当时还不懂事，只是略知在家乡有亲人需要照顾，所收到的家信或回批也不在意，看了就扔。现在这些侨批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始料不及的。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们也没有汇款或者寄旧衣服回去。姑妈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他们都富裕了起来。
从个人家庭的故事，可看到侨批的式微是必然的，也看到了中国经济从落后到腾飞的过程。侨批蕴藏着无数的民间历史，不仅仅是“两地书”，更是“抵万金”的家书，很有史料价值！
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2013年6月19日，在韩国光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IAC）第11次会议上，由福建、广东两省联合推荐、中国国家档案局申报的“侨批档案”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侨批是什么，竟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批”是闽南方言，即“信”的意思，原只作为家书报平安与汇款回家糊口的简单目的。侨批可说是海外华人与故乡亲人之间的家书和汇款凭证，是民间原生态“草根”的档案文献，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内并未受到重视，也不被官方典籍文献所记录。
从时间上看，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的150年期间，横跨三个时代：晚清、中华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有数十万封由海外侨民通过“水客”“批局”“民信局”“银信局”或“汇兑庄”寄回国内的家书及汇款的“银信”，被统称为“侨批”。
侨批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涵盖面很广。从现存资料看，侨批内容繁杂多样，但基本都记录了一个时代低层人民的生活样貌与社会图景，这是最真实、最朴素、最珍贵的原始资料。这是侨批的史学价值。
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把侨批誉为“侨史敦煌”。把侨批和中国历史上的“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相提并论，足见其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