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地文献看华人先贤

February 14, 2016, 3: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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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从本地文献看华人先贤 (2016-02-14)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60214-581198


　　“书库珍品”展览（From the Stacks: Highlight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上个月底于国家图书馆大厦10楼揭幕。展览将举办至8月28日。
　　展览陈列逾百件文物，种类繁多，其年份从1701年延伸至1960年代，当中包括历史人物书信和手稿、旧照片和地图、文史作品、官方文献、宗教书籍及早期报刊等。人们可从中了解我国早期社会、商业及贸易发展，领略个别社群在不同阶段的历史。
　　“书库珍品”策展人日前接受本报采访时，重点介绍一批历史刊物及文献。对本地华人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从这些文物管窥华人社群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生活及精神面貌。

身份认同感随时代变化
　　国家图书馆展览与策展部及善本部主管陈慧心说，本地华人社群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不同群体并存，而他们的身份认同感也随着时代变化而转变。
　　例如，一份由先驱人物陈金钟（陈笃生长子）、胡亚基、佘有进及章芳林等在1869年献给到访本地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次子阿尔弗雷德王子（Prince Alfred）的颂词，上面记载着79名华族商人的名字，反映华人领袖与英殖民政府的密切友好关系。
　　颂词用丝绸和沉香木制成并可摺成书，上面的文字以金粉书写，而且中英对照。背面是一幅鸟瞰直落亚逸市区的绘图。
　　陈慧心说，颂词内容主要表达对维多利亚女皇的赞颂，反映华人领袖与英国政府搞好关系的务实，也体现他们借此举凸显自己显赫社会地位的心态。
　　许多华社领袖凭对社会公益所做的贡献，获英国政府赐封，他们同时也向中国满清朝廷捐官。例如，受英国政府封为太平绅士的陈金钟，也曾获满清朝廷诰封中宪大夫、资政大夫。
　　另一方面，1928年由“星洲通俗白话剧团”出版的一份赈灾特刊，记载该剧社为同年发生的“济南五三惨案”死难者义演募款，从另一层面反映当年本地华社的情感归属。
　　济南五三事件指的是1928年5月3日，中国北伐军团与驻扎济南的日军起冲突，导致6000多个军民惨死，激起中国民众及海外华人愤慨，纷纷展开赈灾救亡活动。
　　国家图书馆展览与策展部助理处长钟尚宏说，本地的募款活动是由华人领袖陈嘉庚领导，各阶层华人包括店家、青楼女子等劳苦大众纷纷捐钱。“当时，华侨将中国视为祖国，捐钱赈灾是抱着救济同胞的心态，这种情怀在星洲通俗白话剧团的特刊中非常明显。该剧团原已解散，但演员为了赈灾重新归队，在余东旋街新舞台义演两晚，售票所得全捐作赈灾。”
　　此外，展览也展出土生华人翻译家曾锦文于19世纪末年将《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名著译成马来文的一系列作品。
　　曾锦文是出生于槟城的土生华人，年幼时接受英文教育，也念过私塾，为他的“三语”能力奠定基础。他曾赴中国福州海军学校念书，还曾在该校执教，过后在新加坡一家律师行担任行政工作，业余时做翻译。他的翻译作品附上的读者来函，分别以英文、马来文和华文书写，显示当时土生华人语言环境的多元。
　　陈慧心指出，土生华人早期著作较贴近马来文学传统，这批将中国古典名著翻译成马来文的作品，反映土生华人与过番南洋的“新客”接触频密后，开始对身份认同感重新定义。
　　其他引人注目的土生华人著作，还包括一本由张永福撰写的《南洋与创立民国》。张永福是支持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的本地先驱人物之一。此书出版于1933年，以华文撰写，既是张永福的个人回忆录，也是他对当年本地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记录。
　　另一珍贵展品是一份由华人领袖陈金声于1862年所立的遗嘱。遗嘱以英文书写，但有陈金声的中文签名。遗嘱显示，陈金声的思想中既有传统，也有“前卫”的一面。例如，他详细交代家人在他死后进行传统祭祀仪式，而他让四名儿子继承大部分遗产的同时，两名女儿和妻子也各获得部分遗产。

“书库珍品”展览活动

免费导览活动
　　从2月19日起，图管局推出每月一次由策展人亲自主持的英语导览活动；华英语周末导览活动则从20日起推出。（华语导览周末两天下午1时至2时举行）

讲座
●2月18日（晚上7时至9时）
　　“古书收藏守则”（In Honour of Dead Friends: The Ethics of Antiquarian Book Collecting）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法瑞什·努尔（Farish A. Noor）副教授分享他30年来收藏东南亚古书和地图的心得。
●3月19日（下午3时至4时30分）
　　“日据时代新马漫画作品”
　　漫画研究员林增如讲解新马艺术家二战期间创作的漫画和画作，反映人们在日据时代如何挣扎求存。他分析的作品包括本地先驱画家刘抗创作的《杂碎画集》。
●4月16日（下午2时30分至4时）
　　国家档案馆音像档案高级助理处长彭莱娣博士和档案修复员庄益福谈历史资料的保存。
　　讲座在国家图书馆大厦举行。欲知更多导览和讲座详情，可上网www.nlb.gov。



《联合早报》- 刘家明：藏经阁瑰宝 (2016-03-12)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60312-591793


　　不查字典，不知道“Stacks”这个字有至少11个意思和6个用法。不去参观国家图书馆的展览“From The Stacks”，就不会去查字典。这个字在图书馆指的是那些“不开放给公众的藏书架”。展览的中文名是“书库珍品展”，展出的都是国家图书馆的“藏经阁”的瑰宝。看了超过100件的展品，从我国的印刷业和旧书籍，发现了好多个有趣的历史故事，也重温了几个新加坡发展的优势。
　　莱佛士当年是以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利益为出发点，要在本地建一所“马来学院”，以让英国贵族和商人能与本地人沟通。学院里有附设的图书馆和印刷馆，才“无心插柳”地让新加坡取代了马六甲，成为东南亚区域的印刷中心。展柜里有一本1842年在马六甲印刷的基督教圣经《山上宝训》，那是一本特别的英文、中文和马来文“三合一”译本。很明显的，那是传教士为本地的土生华人出版的。
　　在这展区最吸晴的莫过于那本在1836年新加坡“坚夏书院”印刷，由署名“爱汉者”所编纂的《全人矩矱》了。“坚夏”是指美利坚和华夏，爱汉者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utzlaff）的笔名；书名则是借用了乾隆年间的同名道教书本，内容主要是《马太福音》的译文。
　　郭实腊是个语言天才，在新加坡印刷出版的中文宗教书籍就有20多本，他也编译过暹罗文和日本文的圣经。不过他也是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因为他除了传教，也参与英国的鸦片走私，当英国间谍，同时也写批评清政府对英国人诸多限制的书籍和文章。他在香港创立的“福汉会”的会员里，就有“太平天国”的冯云山。由于清朝禁止在国内印刷基督教书刊，所以当时新加坡是主要印刷中心。鸦片战争过后，清政府被逼“五口通商”和开放，郭实腊和宗教文献的印刷也就北移去了，目前香港的中环还有一条纪念他的“吉士笠街”。由此看来，新加坡自古以来都只是外国“企业家”的跳板，靠的只是技术和地域优势，小国寡民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具吸引力。如何改变这个宿命而再繁荣另一个50年，就不得不好好考虑这一点了。
　　展馆里的另一类有趣文献就是有关语文的交流。1883年由林衡南编纂，新加坡古月轩印刷的《华夷通语》，是一本用福建方言教“华夷”马来话的书本。超过2800个马来文字和词分成25个类别，用福建、漳州和泉州音来拼。例如蔬菜是“沙腰”（Sayur），龙眼是“妈淡龟精”（mata-kuching，现代拼音是kucing），朋友是“狡冤”（kawan）等。这反映了华人移民也意识到与本土马来人沟通的必要，才用这类单纯的土法学习。
　　其实这种交流也是双向的，许多马来话也融人了本地的闽南语里。由于大量中国移民的涌入，土生华人开始接触中国文化，本地的印刷商开始出版以马来文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展出的就有当时流行的《三国演义》《西游记》《东周列国志》的马来译本。
　　在一本1892年本地出版的《旅游手册》里，作者Reith向游客推荐的第一景点就是植物园，最美丽的路是“乌节路”；幸好我们还留住了植物园，而两旁林荫的“乌节”就只能凭空想象了。他还在书里写道：“只要在路上半点钟，就可以听到几乎全世界的不同语言和看到每一种民族的服饰”。Reith或许有点夸张，不过想到在1892年我们就是个小小的“世界人种博览会”这件事，的确令人兴奋。我国向来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多种语文、文化的交汇”，为不同语言和种族的商业活动当桥梁；不过在现今这个几乎是“单一语文”（英文）为尊的互联网时代，我国的这个优势也已不存在了。
　　展览里的展品包括了许多不同性质的印刷品如书籍、报刊、杂志、食谱、歌谱、画册和海报等等，其实只要信手拈来任何一个展品，除了怀旧，也可以从中有所启发，或许也可能成为另一个50年发展的借镜。

作者是电子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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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话总会

February 16, 2016, 7: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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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2015年第5期总期117 - “三十而立”话总会

“三十而立”话总会

 
　　编者按：
　　为庆祝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三十周年，宗乡总会邀请各界代表及总会理事于2015年8月11日在宗乡总会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三十而立话总会—昨天·今天·明天”内部座谈会，以总结宗乡总会过去的成绩，审视现在的工作，以及规划未来的发展。座谈会上，各界代表踊跃发言，积极建言，提出了很多宗乡总会发展需面对的问题，以及一些建议。《源》杂志将这次座谈会的内容整理出来，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宗乡总会理事，以及关心总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为总会多提宝贵意见，共同推动宗乡总会的进一步发展。
　　座谈会主席：严孟达(《源》杂志编委会主任)
　　与会者：吴学光(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林任君(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任总编辑)、梁荣锦(《海峡时报》高级撰稿员)、钟声坚 (宗乡总会副会长)、方百成(宗乡总会副秘书长)、柯木林(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兆呈(宗乡总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主任)

总会三十年成果丰硕
　　严孟达：首先回顾一下宗乡总会三十年发展的一些成果。宗乡总会的缘起是1984年12月2日，当时的185 间会馆的600多位代表在潮州八邑会馆举行座谈会，主题是宗乡会馆在新时代扮演的角色，会议的主要成果是提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总会，作为宗乡会馆的最高代表机构。1986 年1月27日宗乡总会正式成立。成立以来，宗乡总会就肩负着带动华人社会，推展华族文化事业，发扬华族优良传统的使命。会员团体从最初的70 个增加到今天的220个。三十年来，总会做了一些招牌活动，比如1987 年和新加坡报业控股联合推出“春到河畔迎新年”，此后这项活动成了新加坡春节的必要节目；1990年创办宗乡幼稚园；1992年成立华社自助会；1993年成立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1995年创立了华裔馆，同年又设立中文系高级学位奖学金；1996 年设立华族贫困家庭援助金及助学金等等。总会也出版了不少的刊物，现在最重要的是《源》杂志双月刊和《华汇》季刊，这两本杂志已经有了一定的口碑和读者群。这三十年总会无论在社会活动，还是教育方面、文化方面，都做了很多。
　　今天总会来到三十岁这个关口，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我们对总会三十年的表现做总结的时候，想听听大家对总会三十年的发展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方百成：1970年代末，新加坡这些会馆都面临着一个存亡的问题，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小会馆开始动了。当时方氏总会邀请多个宗乡团体召开研讨会，讨论会馆应该怎么走以及走向哪里？结果就上报了，很多会馆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这样一开头，1986年就成立了宗乡总会。总会初期做的工作也不是太多，因为整个核心动力不足。后来才开始说，总会应该是辅助政府国策的不足。
　　柯木林：其实当总会还在筹备阶段时我就参加了，那个时候的秘书长是蔡锦淞，他给了我一个愿景，可以把总会作为文化和学术的平台。在第一次的筹委会会议上，我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既然号称是新加坡最大的一个华人团体，所做的事情必须是其他会馆难以办到的，就是要做一些大型的活动；第二要做一些有意义，可以拿得出来的东西，这个是总会的成绩册，这两点我们是做到了。至于是否能在更大层面上凝聚华人社会，或者说把华族文化发扬光大，在总会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后是否有所改变，这个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在总会成立之前是这样，总会成立之后是那样。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春节。当华人已逐步倾向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春到河畔”引起整个华人社会的关注，甚至海外有人也特地过来看这里的春节怎么过的。但是还有其他节日，比如端午节、重阳节、中元节等，总会的参与非常少。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调查，在挽救整个华人社会趋向西方化这个大趋势中，是否因为总会的成立而放缓了脚步，这一点值得大家关注。
　　严孟达：这也是当时总会成立的背景，因为当时华文教育没有了，整个社会已经相当西化。刚才也提到，那时候都害怕以后连华人春节都没有人要庆祝了，后来才有“春到河畔”这个想法出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春到河畔”的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总会接班之后，每年都办得有声有色。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调查，在挽救整个华人社会趋向西方化这个大趋势中，是否因为总会的成立而放缓了脚步，这一点值得大家关注。

宗乡总会代表谁？
　　梁荣锦：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会馆的活动，不过从我开始做记者的时候，差不多有三十多年前，就一直有关注和报道华社及会馆的新闻，在总会还没成立之前，我已经开始报道。我希望我们这次讨论的是：会馆到底代表什么？是代表讲华语社群，还是华族社群。我们要开始想这个问题。如果说是代表讲华语社群，那么我们代表的群体会越来越缩小。这是因为教育、语文政策等种种问题造成的。如果是代表华族社群，我们真的做得不够，因为很多华族，尤其是讲不同语言的华族，他们不认同会馆及总会的工作。所以要怎么办？刚才提到会馆做了很多大型的活动，比如“春到河畔”，不过，最终的问题是会馆本身的存亡问题，如果只是想到那些大会馆，没有问题，不过还有很多小会馆。三十多年来，从我开始在《海峡时报》做采访的时候，就谈这个会馆存亡的问题，没有青年人接班，三十年后我们还在谈这个问题，问题并没有解决。
　　林任君：刚才提到宗乡总会代表谁的问题，我认为至少代表三大群体，第一是讲华语和方言的人；第二是认同或接受华族文化的人，这些就包括不讲华语的，只要认同或接受华族文化，他们也可能参与一些有兴趣的活动；第三个就是这几十年来，从外国来的新的华族移民，并不一定是公民，总之是华族人士。
　　我从来没有参加宗乡总会的工作，直到最近才成为中华语言文化基金的一个评委。所以我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面来看，我觉得总会要有这样的代表性。只要认同华族文化就可以，当然有些人他是华族，但他根本不认同华族文化，这也无所谓。
　　梁荣锦：但是他们不认同会馆，不认同总会，又有什么用？
　　林任君：但是总会的活动他也可以参加，不一定要认同主办机构。
　　梁荣锦：我觉得这是个比较有距离的接触。我还要讲回以前，就是我小的时候，就跟会馆有接触，因为那个时候会馆每个月上门来收月捐，有一个代办就每一家去收，虽然是几块钱，如果有丧事，他们便会出席。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就建立了一个会馆与会员的关系，现在完全没有了。当然，我不是说现在要上门收月捐，我只是想说有必要接触，从而建立关系。
　　钟声坚：如果从我作为一个外来移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三十年前成立宗乡总会，是很有智慧的决定。通过总会，把这些会馆统一起来，这就是智慧，而且也是一种进步；第二，新加坡的的劳、资、政三者的关系为什么能够和谐？新加坡为什么能够有一种优质的社会细胞？我对政府不太了解，我认为从新加坡的社会来说，因为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是中华总商会，是代表商业团体，另一只眼睛是宗乡总会，这两个机构的讯息可以直接和政府沟通，使政府不会同民间、同商团有很大的脱离。这种非官方的，软文化的沟通系统，可能它的效果比官方的效果更加有用。所以宗乡总会的存在，是有它很好的价值的。
　　再者，新加坡有它的特殊性，有的会馆已经有一两百年了，它可以延续下来，继续发展，这就说明它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体现在哪里呢？现在中国有很多地方在补课，补什么课呢？比方说，一个广东人到北京去工作，你只有那几个朋友约着一起吃吃饭，或者北京人到广东来工作，他们找不到组织的，除了他自身的这些关系网络，社会没有给他建立一个平台。新加坡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优秀，只要你愿意，外来的人马上可以找到组织。比如说你是哪里人，就可以参加哪里的会馆，或者你姓什么，也可以参加那个姓氏的公会，马上可以对接。要建立这样一个诚信的社会体系，没有那么容易，我觉得新加坡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林任君：我想紧接着这点补充，刚才提到华社的领导机构，传统上华社的领导机构是中华总商会。社团虽有百多个，但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华文报，还有华校和南洋大学，也曾扮演华社领导角色。后来华校没有了，南大也关门了，华文报自从《报章与印刷馆法令》颁布后，就不再由家族拥有，所以不可能成为一个华社的领导机构，虽然它跟华社是保持一种共生关系。中华总商会的主要宗旨和目的在于促进华商和经济的发展，它在传统上一直扮演文化机构的角色，是因为没有其他领导机构。所以我同意声坚的说法，三十年前成立宗乡总会是非常必要的。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政府不能代表华社，只能协助促进华社发展。宗乡总会和中华商会共同领导华社，相辅相成，各有分工。

吸引年轻一代
　　吴学光：刚才所肯定的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所扮演的角色，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在历史上，过去、现在、将来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被肯定的。但是，我觉得梁荣锦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今天或将来，总会所要面对的，是如何去进一步开展它的工作？实际上中华总商会也面对这个问题，青年一代对总商会的认同感到底有多少？如果只用英语或者华语不是很好的人，基本上跟总商会有很深的隔膜。这是两种文化的一种隔膜，宗乡总会我不太熟悉，所以今天我讲的话，有可能是在不了解宗乡总会很多当前的任务下所说的，有说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承前启后，能够让讲英语的 80后这群人参与总会的活动，同总会建立紧密的联系？我觉得这不单是总会的问题，甚至整个国家也都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随着他们的文化思想的改变，认同感和效忠感都会有一定的变化。经过这漫长的三十年以后，我们如何去看待今后的三十年？
　　年轻人的表达方式可能已经是另外的一种方式，怎么样跟他们相处？作为父母，我已经改变我的方式，我不能强调我以前所用的方式，这个也同样应用到总会，甚至国家都要做一番改革，因为年轻一代在各种文化的交织下，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梁荣锦：三十年前，我们也是谈同样的问题，就是要改变，因为年轻一代不同了。三十年后，我觉得总会、会馆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要想的、要做的是怎么改变？
　　吴学光：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很残酷地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局面，总商会现在最年轻的也是快五十的人了，这些人至少是在有华文教育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可是再往下看，的确有大问题。
　　钟声坚：这个问题是整个社会的现象。每个社会都是这样，年轻人想的东西，同成年人想的东西不一样，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总商会也好，宗乡总会也好，要尽量想办法，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现实就放弃，从社会来说，从政府来说，要怎么样去争取，去引导。
　　梁荣锦：我觉得会馆要很大幅度地改型。我观察了三十年后，并没有什么变动。我觉得总会的领导层应该想这个问题，而且要行动。
　　吴学光：总商会现在也在想这个问题，如何引起新的一代对总商会这样一个机构的兴趣？很多年轻人叫总商会是老年俱乐部，这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面对。面对它的时候，不能再谈辉煌的成就，这些辉煌的成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下，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所达成的。在建国以前，总商会起着巨大的作用，可是建国之后，只是一种辅助政府的作用。可是三十年之后，从辅助要走向什么样的道路，我觉得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概念。
　　柯木林：我总结了这个时代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一个挑战权威的时代；第二个这是一个对传统没有敬畏的时代。为什么会这样？ 这不是总会所能挽救的。正如刚才钟声坚先生所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外面看到所谓西方式的民主，西方式的理念，就是要挑战权威。我认为这个值得思考，是不是应该在教育方面能够稍微有点改变？
　　吴学光：但是我觉得整个新加坡的文化结构，经过这三十年的变化，已经基本上成型。我们还是要很勇敢地去面对目前的这个现实，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谈的已经不是教育部该怎么样，这是有很大的困难的，而是说作为宗乡总会，作为中华总商会，我们还能做什么？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考虑，比较现实一点。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有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我们也不要去看大方向，政府要改革什么，这不是现在可以谈的问题。而是既然有这个的现象，既然是一种辅助性的机构，那就要产生一种辅助的作用，而不是整个扭转的作用。
　　严孟达：其实，政府希望宗乡总会发挥的作用，就是保存华人社会的色彩，要不然华人社会的色彩会越来越淡。
　　钟声坚：说实在话，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东西要来新加坡学习，新加坡所保存的这些文化比中国还丰富，新加坡在传统保留的方面还是非常完整的。
　　严孟达：问题是即使是保留下来，年轻人也认为这是古老落后的东西。
　　钟声坚：我觉得到一定的程度他们还是会欣赏。

挑战和机遇并存
　　林任君：刚才说保留华人色彩，我觉得这是宗乡总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新加坡的华族占了大部分，如果没有这样的机构来推广带有本地特色的华人文化，那是不行的。比如“春到河畔”到现在为止，农历新年气氛还是很浓的。还有中秋节，当然也带着商业意义，但我认为这也无妨，有人推动才有生命力，才能保存。宗乡总会过去都有在做这样的事情，今后还可以扮演它的角色，所以也不需要太悲观。中国的影响力增加之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会随之增加，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局面。我们或许不应像过去那样担心太过西化的问题，现在已经力挽狂澜了，也许有一天我们反过来要担心太过中化的问题，我觉得历史是在向前发展的。
　　吴学光：我觉得总会的功劳和贡献，尤其近几年来，是不可否定的。实际上现在要谈的是接下来总会的方式方法的问题，我反而对总会接下来所推动的东西更容易被人接受是有信心的。为什么这样想呢？在我们的年代，英文教育和华文教育是分得清清楚楚，这两边基本上没有交融。经过三十年的融合后，我现在看我的孩子讲英文和讲华文之间没有任何隔膜了，他们完全是能够沟通的，中间也没有存在你是华校生还是英校生的问题。我反而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去推动文化活动，更容易被年轻人所接受，只是方法问题而已，因为抵触心态没有了。
　　周兆呈：我非常同意吴会长的看法。从一个横向的切面看，当我们在谈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和华族传统的时候，往往是只看到自己社会的问题。但其实横向跟其他社会比较，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其他华人社会其实都面临相似的问题，就是年轻人对不同文化的一个接受程度。但是在新加坡，我举个例子，就是华艺节的时候，因为华艺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比较优秀的话剧、舞蹈、戏剧等，你会发现其中的观众很大程度，或者说很大比例是年轻人，而且很多是受英文教育的年轻人，来看用华语表达的戏剧。换句话讲，他们对华族文化，或者是说用新形式呈现的华族文化是有兴趣的，而且是有接受能力、欣赏能力和鉴赏能力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并不是意味着说总会或者其他华人社团承担的传播及推广的功能到了一个末路，而是说要怎么用一种新的方式，采纳新的途径来推广，来让年轻人接受。
　　另外从纵向的历史来看的话，我觉得刚才梁荣锦先生提到总会或者其他宗乡团体的代表性的问题。我觉得即便是五六十年代，或者更早的年代，华文教育比较强的年代，甚至是受华文教育人数比较多的年代，宗乡会馆所具有的会员的代表性也不会是说全民都参与宗乡会馆，这是整个社会的现实，就是组织一般都是少数的，不是社会绝大多数参与的事情。

华族文化中心可作文化臂膀
　　梁荣锦：我在英文报馆里工作，天天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讲英语社群不认同宗乡会馆。因为我从小对宗乡会馆、华文华语、华族文化就有感情了，所以我写得起劲，但我的同事们都不感兴趣。
　　吴学光：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海峡时报》做一些调查，或者组织一些座谈会，请讲英语的社群谈谈，他们对于宗乡总会这样的组织，希望能从中看到什么，或许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同一频道上讨论事情，我觉得应该聆听多频道的声音。
　　林任君：这个过去有很多人在讲，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容易行得通。刚才提到华艺节，我是非常同意，华艺节这样的节目，其实就是宗乡总会可以拿过来做。现在成立了华族文化中心，它和宗乡总会是两位一体的，它可以作为宗乡总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臂膀。华族文化中心其实就可以扮演吸引不讲华语的群体的角色，甚至吸引非华族。如果滨海艺术中心愿意合作的话，像华艺节这类标杆性的活动可以吸引各个群体。华族文化中心可以做的有很多，比如说推广不同层次的华族文化。有了华族文化中心这个臂膀之后，宗乡总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文化影响力，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钟声坚：我想华族文化中心是有很大帮助的，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刚才谈到挑战，这是要面对的，传统的东西对年轻人没有很大的吸引力，那么这方面我们要去主动争取。刚才学光说的，我也是认同，我们也不需要太过悲观。因为现在华社也是跟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在这个大背景下，华族文化不是越来越没落，而是有一定的声音。
　　严孟达：我觉得现在是中国崛起的时候，它也要输出文化方面的软实力，新加坡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很多高水准的艺术表演，很多地方戏，在中国本身是不容易看到的，而在新加坡，像华艺节、春到河畔等活动带来很多高水准的表演，这些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软实力的输出。
　　林任君：用历史的长镜头来看，现在是大势所趋，现在反而是要准备怎么样应对中国文化大潮的冲击。可能现在宗乡总会和华族文化中心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样保留本地华族的南洋性格，或者说华族文化的南洋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的文化之所以有今天这样多姿多彩，既继承自中国文化，也结合了南洋、西方的文化，这也是我们跟中国的文化不同的地方，恰恰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东西，才有我们的吸引力。如果不保留这种南洋性格的话，将来可能被另外一股浪潮冲击，我们就可能失去自我。
　　我觉得这是总会这个时候应该做的，应该发展不同层次的华人文化，刚才提到的华艺节是高端的。像这些标杆性的节目，如华艺节、春到河畔，还有华族文化节，新谣等，由宗乡总会和华族文化中心来领导是最合适的。还有一些比较大众化的、草根的文化，像中元节、歌台等具有本地南洋性格华族色彩的，这些我觉得宗乡总会都可以推广，当然不是要全部自己做，不过至少可以支持。甚至是本土电影，也可以考虑。
　　另外，从组织结构上看，宗乡总会是以血缘和地缘为主，非常少的准会员，我觉得宗乡总会可以扩大它的会员，招收一些主要以华语为主的团体，包括文化团体，甚至是个别会馆办的学校的校友会，扩大影响力。
　　周兆呈：准会员其实已经有了，可能一些艺术团体一看是宗乡总会，觉得这个相关性没那么强，就没有参与。
　　梁荣锦：主要的是宗乡总会有什么可以吸引它们？为什么它们要参加？
　　林任君：比如华族文化中心这个资源，如果是准会员的话，可以优待，比如场地可以有优先权等，可能还有一些其他资源可以提供给它们。梁荣锦：好像很多会馆还没有成为总会的会员，可能有超过一百个。我觉得要让他们成为会员后，觉得很骄傲，他们才会有认同感。怎么样才会产生认同感？就是要树立宗乡总会的品牌了。
　　柯木林：刚才任君兄说的一点我是相当同意的。我觉得宗乡总会可以成立一些分支机构，一些文化团体可以参加这分支机构。
　　吴学光：作为一个文化的提倡者，既要普及文化，但又不能媚俗于文化，因为文化还有倡导作用，要引领一个社会走向更优雅，更高的一种艺术境界。所以刚才说把总会分成几个领域，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不能由一个宗乡总会体现出上中下三个层次。作为一个华社的领导，必须还是要在优雅文化上提升人民的素质，提升人民的欣赏水平，但是往往这是吃力不讨好，而且也是曲高和寡的，可是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做，所以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高人民的素质。我觉得宗乡总会是任重道远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如果把它分解开来，艺术团体、读书会等等，很多不同的人会来参与。但我们始终要谨记一条，必须要起到引领社会走向一个更优雅的社会的作用，如果一直沉沦在下面的媚俗，整个机构的形象也就降低了。
　　林任君：我同意这一点，就是兼容并蓄，要让这种多元性存在，提升到所谓的优雅境界。比如说歌台，我这几年主管所有华文报，有了多一点接触，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低俗；再比如说新谣，新谣有它的优雅，这些都应该是宗乡总会统揽的对象。
　　钟声坚：我们要把民间的工作保留并提升，也不能说用高雅去取代它，它有它的民间特色。
　　梁荣锦：因为我的圈子，大多是讲英语的，他们不是很重视华社。所以我刚才谈总会的代表性，要代表全体华族，所以怎么把讲英语的华族社群融进去，让他们认同总会，当然不是要迎合他们，而是要争取他们。
　　林任君：我觉得让它自然的发展，可以通过文化的吸引力，潜移默化地融合。
　　周兆呈：还是以华艺节做例子，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里面，你会遇到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个场合，不管是读早报的，还是读海峡的，你都会在那边遇到，一个共同的兴趣把他们凝聚在一起，而不是说因为你们背景不同所以要把你们融合。
　　方百成：总会也做过集思营，谈过这个问题。我们就希望成为一个华社最高的领导机构，如果能够的话，成为一个新加坡华族的中心点。现在总商会也在转型，慢慢偏向做商业的，以前负责的文教方面，可以和总会整合，我们过去有很多活动是两个机构都参与的。融合讲英语社群是没有错的，包括现在华族文化中心，也在谈华族文化是什么。我最近也提议，华族文化中心还没真正往外推展活动的时候，应先找准定位。但既然是华族文化中心，就一定要有华人文化的元素。

融合新移民
　　梁荣锦：以前，整个华人群体分为两个，受英文教育的和受华文教育的，现在因为国家政策的改变，这个划分就模糊了。不过因为有了新移民，现在又有了第三个华人群体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他们有自己的背景和文化。他们很多也不要参加宗乡会馆，可能他们来的地方跟旧移民的不一样。
　　方百成：但是我个人觉得，新移民可能就是生活习惯有很大的不一样，但在文化认同上和我们的差别不大。
　　钟声坚：从宗乡总会来说，还是要包容进来，让新移民找到一种归属感。
　　周兆呈：我觉得新移民从人数与他的组织心态来讲，参加社团、参加总会也好，还是少数。华族新移民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人数是最多的。坦白讲，很多人离开大陆来到新加坡，本身都是不大愿意参加组织的，一是因为很多人对团体性的组织有逆反心理，第二个是他也不需要。现在移民的形态发生很大改变，比如说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还有英文能力，都跟过去很不一样，对这些社团没有什么依赖，但是也有一些新移民愿意参与新移民社团、本地社团，包括总会举办的活动，这里面有各种原因，有的是一种社交的需要，有的是事业、职业发展的需要，还有回报社会、参与、融入社会主动的意识，这里面有不同的背景。总的来看，新移民对总会的认识还不是特别的深，对于总会的历史、功能、角色、地位等等，很多人其实还不是很了解。即便是加入到总会成为会员的一些新移民社团，比如说天府会、华源会、天津会，他们的负责人因为和总会打交道比较多，对总会比较熟悉，但有一些如果没有参加总会的活动，其实也未必了解总会历史的脉络，功能和角色。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总会对新移民还有一个积极推动，引导融入的角色去扮演，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扩大影响力，任重而道远
　　吴学光：我觉得今天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三十年来，宗乡总会发展到今天，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但是时至今日，世界的局势变了，如何去看待今后三十年宗乡总会的发展，这个从战略上，战术上都要有一个重新的考量。那么我的乐观是什么呢？我的乐观是现在已经没有英校生和华校生的分别，也没有对华族文化有很大的排斥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看待宗乡总会未来的活动？要发扬光大华族文化，在战略上、战术上有什么考虑？
　　方百成：这是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会馆的存在和新加坡人口的转变相关。年轻人对所谓社团是什么不是很清楚。像宗乡总会这样一个机构，以什么姿态出现，反而是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时候了。必须得改变自己，否则没有办法接触其他人，然后要年轻化，因为年轻人的世界，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要从一些成员开始年轻化，因为我们想不出年轻人要的东西，但是也不能放手完全让他们做，所以这才是困难，要年轻也要保持会馆的精神。
　　林任君：刚才提到，总会应该扩大会员的类别，要吸引非血缘、非地缘的团体，如果其他团体能够通过总会得到他们单独得不到的好处，可能可以往这方面思考。
　　方百成：一个团体、一个组织，让别人来认同你，来参加、走进来，你必须得有你的价值，你的价值在哪里？你被利用的价值在哪里？如果没有被利用的价值，很难吸引人来的。总会对于被它所团结的群体而言，有什么利用价值？我们谈文化，谈教育，总会有什么价值来跟人家说文化？从总会这边又能得到什么好处？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它却是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林任君：我刚才说，华族文化中心是和总会两位一体的，现在要吸引一些文化团体入会，将来可以在使用华族文化中心的会所、场所，有各种优先权，可能这就是一个诱因。宗乡总会跟华族文化中心结合在一起，可以发挥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方百成：这是一个机会，但是要看领导层有没有办法负担这个责任。要团结这些文化团体，它们的第一个问题可能会是，总会可以赞助我们吗？场地可以免费吗？所以如果你能够符合这些群体的要求的话，有人愿意留下来。宗乡总会如果能结合华族文化中心，去做这样的事情，就可以团结很多的华社，尤其是文化团体、艺术团体，如果要华族的文化能够延续，这点是很重要的。
　　严孟达：刚才我们谈到要做一个调查。通过这么多的活动，目前总会已经有一定的形象了。可以调查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对总会的印象是什么，在新时代总会对年轻一代到底还有没有影响力。
　　柯木林：过去的调查都局限于会馆，这次要全方位的，否则得到的数据是不正确的。当然有专业公司在做这事，但是我们必须设计调查问卷。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成立分支机构，一些宗乡总会不方便做的事，可以由分支机构做。我也提过要成立兴趣圈，有些受英文教育但对华族文化非常感兴趣的人可以参加。这等于总会有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对华社，另外一个是对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兴趣圈可以做这事。
　　周兆呈：2010年蔡会长接任总会时也提到了建立兴趣圈。
　　柯木林：但是一直没有真正做起来！严孟达：还有就是刚才所讲的，扩大准会员。以后总会的活动可以邀请这些文化团体参与，让他们先接触到总会。
　　方百成：其实宗乡总会早就这样做，但是宗乡总会内部本身有个问题，就是总会目前所进行的活动，都需要经费，而宗乡总会本身最弱的一环就是没有钱。总会的活动经费本身还须有向政府申请赞助，因为申请政府经费是有一定要求的，这些要求的条件可能跟我们推展的，跟各个会馆要做的，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宗乡总会最大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就是必须得先壮大自己，不然每一样要推展的活动，都受到经费的困扰。
　　林任君：是否可以利用中华语言文化基金的钱来搞一些标杆性的活动，一部分可以拿来做标杆性的活动，一部分可以拿来资助这些文化活动。
　　严孟达：座谈会进行了差不多快两个小时了，大家都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那么，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整理：欧雅丽)




 

从晚晴园到香格里拉

February 28, 2016, 5:1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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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119期 - 从晚晴园到香格里拉






原文:

从晚晴园到香格里拉
柯木林

　　晚晴园位于大人路12号，是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的海外革命基地。香格里拉酒店是本地著名的“国际政治酒店”，许多重要的国际性会议与论坛，多数在这里举行。从地图上看，两处相隔仅4.3公里, 车程约13分钟，两者之间并无相连。但由于最近“习马会”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倒令我浮想翩翩，把两处联系在一起。
　　当年孙中山之所以选择晚晴园，“就是这里的地方很静肃，离市区颇远，在这里聚会，不会惹人们的注意”，适合从事革命活动 (引陈楚楠在1940年元旦追述“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的演讲 )。
　　至于香格里拉酒店之所以成为国际论坛的场所（如“香格里拉论坛”就是世界闻名的），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基于安全的考虑。这里只有一条通道（Orange Grove Road)，地理位置的优势解决了保安上的问题。职是之故，两个地点不期而遇的成了新加坡近现代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地。
　　2015年11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偕夫人彭丽媛莅临新加坡，开始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习近平此行除了为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主持揭幕仪式外，其中最重大的一项任务就是与台湾总统马英九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 也是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66年的首次会谈, 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消息公布后，各界议论不断。为什么“习马会”安排在新加坡？这当然有多方面的考虑。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新加坡是两岸领导人都可以接受的地点。1993年4月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到访新加坡。新加坡成为“习马会”的地点，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作为本区域的政治中心，新加坡也有其历史因素。从历史上看，地处南洋边陲的新加坡，一直是区域内推动和改变中国前途的地方。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了海外的第一个领事馆；1900年代，新加坡同时扮演保皇运动的总部，及革命运动的基地。1930年代，全东南亚的抗日指挥部也设在新加坡。一百年后，这个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小红点，再度发挥了其魅力！可见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忽如其来”的，而是有一定的历史轨迹可寻！
　　国共两党有恩怨，但也有合作的时刻。1937年4月，在经历十年内战后，两党首次聚在一起，并派代表同祭中华民族始祖黄帝陵，以表达停止内战、团结御侮的决心。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可视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兹后两党联手，对外抗日。
　　如果说，习近平访问英国带去的是签署超过300亿英镑的经贸协议，那此行新加坡除了推动新中关系，为两国开创新前景外，其最大成効，在于选择了新加坡作为“习马会”的地点，使新加坡再度见证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刻，这是无价的。两岸领导人此次会面，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习马会”会场更应该保留原状，这是大历史小注释的微信物，新加坡的骄傲，永载史册。
　　今后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如何，史家不作预言，也非本文的讨论范畴。相信两岸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会解决。“习马会”促使两岸领导人相逢一笑 ，有利于双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具有积极意义。有朝一日, 当两岸达致大一统的共识时，晚晴园可是最好再度相聚的地点, 因为孙中山毕竟是两岸领导人所能共同接受的一代伟人。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初稿2015年11月07日 ，2015年11月22日 完稿
原载《源》双月刊, 期119  ( 新加坡 :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2016年2月),  页16-17

From Wan Qing Yuan to Shangri-La

    One of Dr. Sun Yat Sen’s （孙中山）overseas base of operation for the 1911  Revolution is the Wan Qing Yuan(晚晴园), located at No. 12 Tai Gin Road in Singapore. Within a short driving distance of about 4.3km away is the Shangri-La Hotel, now renowned locally as an international hotel favored by diplomats and politicians.  What especially struck me was the recent “Xi-Ma Meeting”（习马会）, which took place in this hotel, in which I saw an striking recollection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two places.
    Because Wan Qing Yuan was then situated in a secluded and peaceful locality, it offered the privacy for Dr. Sun Yat Sen to plan and deliberate on the Revolution. This was recorded in “Wan Qing Yu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 a recollection by Tan Chor Lam（陈楚楠）, one of the followers of Dr Sun Yat Sen  ,  printed in the 1940s.
    Also, from the security aspect,   Shangri-La hotel is ideally secluded, several international meetings were held there,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now famous series called “The Shangri-La Dialogues”. Naturally, both Shangri-La and Wan Qing Yuan had now become buildings of curre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n 6th Nov 2015, during the official 2-day visit of Mr and Mrs Xi Jinping (习近平) to Singapore, an important meeting was arranged with Taiwan’s President Ma Ying-Jeou (马英九).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ince 1949 that leader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have met. This location, representing a 66-year break and subsequent resumption of cross-straits meeting of two party leaders, is now a historical landmark.
    Why was Singapore chosen as the meeting place?
    It is apparent that Singapore was the most mutually acceptable to both leaders.  After the opening up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and since the first  "Wang-Koo Summit" (汪辜会谈)of April 1993, there was a  constant stream of visits by Chinese officials to Singapore. It was thus a natural development that the "Xi-Ma Meeting" would take place here. Furthermore, Singapore, being a regional political centre has many historical precedence. In 1877, the Qing Government had established its first foreign consulate  in Singapore. In the early 1900s, Singapore was a staging point for preserving the Imperial Qing China, and also ironically, the very Revolution that attempts to overthrow  Qing Dynasty.  In the 1930s, Singapore was the rallying point again for the South East Asian anti-Japanese war effort. There were various period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spite inherent animosities. This was highlighted by the Two-Party united agreement in April 1937 to pursue the anti-Japanese war effort.
    Singapore - China relationship reached a new height when Singapore was chosen for the "Xi - Ma Meeting". It shares an invaluable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s relationship and this meeting will certainly contribute towards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This may well be the pride of Singapore’s role in cross-straits relationship in the days to come.
    What, then, i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s relationship? No historian can predict this, and neither is it the scope of this article. I believe that the two sides will resolve their problems in due course. The "Xi-Ma Meeting" has been cordial; it strengthened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enhanced mutual trust. Should one day the two political forces representing China can be re-unified, Wan Qing Yuan would then again be the ideal place to meet; after all Dr. Sun Yat Sen is still a great historical figure that is revered by leaders of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序 ·《菲华黄开物侨批：世界记忆财富》

February 29, 2016, 6:1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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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序
[新加坡]  柯木林

 
　　我认识黄清海是在2004年11月。当年我去汕头参加首届 “侨批文化研讨会”, 期间一位与会者递来一张名片，他就是时任中国银行泉州分行的黄清海。此后数年，在许多侨批研讨会上，都会看到他。 2012年9月，黄清海受邀到新加坡参加《家书抵万金--新加坡侨批文化展》，并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发表演讲。
　　黄清海原来是一位集邮者，他的邮集《闽南侨批》曾获2005年国际集邮展览大镀金奖。他曾对我说，1989年他撰写《泉州市金融志》时查阅资料，参考了我的荣誉学位毕业论文《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71年发表），所以才在汕头研讨会上主动结识我。
　　黄清海对侨批收藏感兴趣，源自集邮。 而他本人在银行的工作性质，与侨汇侨批也有一定的关系。他时常利用工余时间，“下乡”收集侨批资料，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也就是这种热情，使得黄清海在精品侨批的收藏方面有傲人的成绩。这本《菲华黄开物侨批：世界记忆财富》所展示的就是他个人收藏的一部分。 一般而言, 侨批收藏者对精品都有独占心理，不大可能公开。黄清海能够把自己的收藏公诸于世，是十分难得的。  
　　本书的主题人物黄开物（Uy Cay Bot，1878-？），何许人也?  资料显示, 黄开物字在毓，福建省同安县锦宅村人（今属漳州龙海市角美镇锦宅村），1878年出生，有兄弟八人，他排行第八。至迟在1903年，黄开物已到马尼拉。1907年1月，黄开物又一次南下寻梦，与其兄及侄儿在马尼拉的华人商业区经营布业生意，成为当地一位“好行义务，为社会中所同钦”的乡绅。其后加入菲律宾的同盟会，支援辛亥革命，任同盟会菲律宾机关报《公理报》撰稿人。1921年4月黄开物一度回乡，主持锦宅华侨公立小学事务。这所学校是现今村里唯一的小学，已有100多年历史。20世纪40年代黄开物在马尼拉辞世，具体年代不详。
　　在中国近代史上,  像黄开物这类的人物比比皆是。黄开物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 一个从福建到海外“寻梦”的普通商人。然而，他之与众不同之处, 就是他留下许多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记录，是“清末民初华侨社会的一个缩影”。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以侨批形式出现的文字记录，估计约400多封，黄清海收藏其中比较核心的部分。此次清海将其公诸于世， 这就很有参考价值了！
　　《菲华黄开物侨批：世界记忆财富》 全书共收录123封侨批，写作时间介于1907年至1922年，其间几个年份缺失是因为黄开物全家都在马尼拉。这批文献是2009年在黄开物家乡被发现的。侨批书信是黄开物寄给家人，和他在菲律宾、香港、厦门等地的亲人、友人、革命志士等寄给他的，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  家庭亲属侨批（1907-1916；1921）
　　第二部分  辛亥时政侨批（1911-1913）
　　第三部分  商业往来侨批（1911-1913；1921-1922）
　　第四部分  捐资公益侨批（1912；1921-1922）
　　第五部分  亲友问候侨批（1911-1915；1921-1922）
　　在这五大部分的侨批中,收录最多的是“家庭亲属侨批”，共35封，占全书的28%，这是黄开物侨批的感人部分。游子在外，惦念家乡的亲人是很自然的。记得2008年12月，我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首届闽南侨批研讨会”上曾说过：侨批是“海外华侨与祖国乡土的两地书”，就是这个意思。此外，本书有一个附录，提供了黄开物侨批中相关的人物与事件简介，方便读者解读批信原文。
　　黄开物书信字体潦草，又没有标点符号，解读起来很不容易。黄清海以他对侨批的热忱，把这些内容繁杂的黄开物侨批，自己出资请人把它们打印出来，并加上标点符号。此举对研究者而言，确实一大贡献。这有异于泰国侨批收藏家许茂春编著的《东南亚华人与侨批》（2008年出版）。《东南亚华人与侨批》只是部分解读批封，极少解读批信内容。
　　黄开物书信中有不少俚语及闽南方言；还有侨批资料中涉及的货币、汇水、放账、欠账、储蓄票、存款、投保、西文簿记案等等名称术语，如果有一简表附于书后，对研究者将会有更大的帮助。
　　总之，要把内容繁杂零碎的侨批拼揍成一幅完整图景，并不容易。研究者必须参照其他史料，并配合大历史背景才有可为。这本《菲华黄开物侨批：世界记忆财富》所引发的研究课题，如寄信的时间规律、通信者生平事迹，及书信中所反映的大时代背景等等，则有待于学者们今后的继续研究与发掘。

稿于2014 年6月18日。新加坡

原载黄清海编著，《菲华黄开物侨批：世界记忆财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

Preface
Memory Of The World Heritage
The Philippines Chinese Huang Kaiwu and his Emigrant Mail
（1907-1922）
by
Kua Bak Lim

      When I attended the "First Seminar on Emigrant Mail Culture" in Shantou in November 2004，a participant approached me and introduced himself as Huang Qinghai. That was first time I met Huang Qinghai, who at that time was working at the Bank of China (Quanzhou Branch). Since then, I used to see him at seminars pertaining to the Emigrant Mail Culture on many occasions. In September 2012, Huang Qinghai was invited to deliver a public talk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Singapore (NLB). This talk is to coincide with the Exhibition entitled "Money By Mail To China – Dreams And Struggles Of Early Migrants".
      Huang Qinghai used to be a stamp collector, and his collection, "Emigrant Mail in Southern Fujian" won him an award in the International Philatelic Exhibition, 2005. He told me that in 1989, when he carried out research on "Quanzhou City Financial Records", he made reference to my B.A (Honors) thesis, "The Studies of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in Singapore ,1945-1949" (published in 1971, 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 This was the reason that made him took the initiative to approach me during the Shantou Seminar.
      Huang Qinghai's interest in Emigrant Mail originated from philately, i.e. stamp collecting. Due to the nature of his work, he also needs to keep in touch with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He used his pastime to collect Emigrant Mail from remote county areas of China. Such enthusiasm makes Huang Qinghai an outstanding collector of Emigrant Mail. This book entitled "Memory Of The World Heritage: The Philippines Chinese Huang Kaiwu and his Emigrant Mail" is the result of his efforts. Very often, collectors tend to be possessive and are not willing to share or exhibit their collections. In this context, we respect Huang Qinghai for his willingness to share and even publish his collections for the benefit of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in this field.
      At this juncture, I need to talk a little more about the person of Huang Kaiwu . Huang Kaiwu (or Uy Cay Bot  1878-？) , alias "Zaiyu", was born in Jin Zhai Village, Tong An County, Fujian Province of the Southern China. He had seven brothers and he himself was the eighth in the family .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Huang Kaiwu was already in Manila before 1903. By January 1907, He was engaged in textile business with his brother and nephew in the Chinese Business District of Manila. He subsequently became a trusted "gentry" in the local community. He then joined the "Tong Meng Hui" in Philippines , supported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served as writer of the "Kong Li PO", a mouthpiece newspaper of the "Tong Meng Hui" . In April 1921, Huang Kaiwu returned home and founded the Jin-Zhai Overseas Chinese Public School, the only primary school still exists today. He passed away in the 1940s in Manila.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bounds with examples of people like Huang Kaiwu , a Fujianese commoner and ordinary businessman going overseas to pursue his dreams . However, as Huang Kaiwu had left behind many Emigrant Mail that shed light on a microcosm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uch documentation made him unique from others. Currently, all these Emigrant Mail (more than 400 pieces) are made public by Huang Qinghai and served as valua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book contains a total of 123 pieces of Emigrant Mail dated from 1907 to 1922. A few years’ of Emigrant Mail were absent. This is because during this period, Huang Kaiwu' s family was in Manila and therefore not necessary to send mails home . All the 123 Emigrant Mail, discovered in Huang Kaiwu's hometown in 2009, were the Mail sent to his family members, his friends in Hong Kong and Xiamen, or letters from revolutionaries to him. They c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Part I   Emigrant Mail to Family members (1907-1916, 1921 )
      Part II  Emigrant Mail on Political Situation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1911-1913)
      Part III  Emigrant Mail on Business Information （1911- 1913, 1921- 1922）
      Part IV  Emigrant Mail on Charities （1912, 1921- 1922）
      Part V  Emigrant Mail on Family Issues （1911- 1915,1921- 1922）
      Part I contains 35 pieces of Emigrant Mail, which accounted for 28% of this book. This is the largest portion of the five parts. This part is touching, as it portrayed the natural feelings of those working abroad who missed their loved ones back home. This is what I meant when I delivered a speech in the "First Quanzhou Emigrant Mail Seminar" held by Quanzhou Museum of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in December 2008, in which I made reference to the Emigrant Mail as the means to connect Overseas Chinese to their hometown in China . This book also has an appendix that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Huang Kaiwu , in order to help the reader interpret the content of his letters.
      Huang Kaiwu's letters are in scribble form. There is no punctuation, and are difficult to read and understand. However, Huang Qinghai has made them readable by using his own fund to verify, punctuate and print out. This is therefor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researchers. This book is also different from another publication, entitled "The Money Remittance Mail and Overseas Chinese In  S.E. Asia" (published in 2008) written by Xu Mao Chun （Choon Koshpasharin or Koh Moh Choon）, which only partially interpreted the contents of Emigrant Mail Xu had collected.
      There is a lot of slang, or "Minnan" (Southern Fujian) dialect and terminologies in Huang Kaiwu's letters, e.g. currencies, exchange rate, debit, credit, checks, deposits, insurance, book keeping and so on. It would be helpful if there is an Index to it.
      In conclusion, it is difficult to construct a complex picture for Emigrant Mail in the context of macro history. It requires researchers to make reference to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obtain more details.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Memory Of The World Heritage: The Philippines Chinese Huang Kaiwu and his Emigrant Mail", there are many related topics, such as the trend pertaining to the delivery time of Emigrant Mail , under what circumstance was the Mail sent, and its history background etc, need to be studied and explored further.

18th Jun 2014  Singapore

中国新闻网 - 菲华黄开物侨批出书 浓缩清末华侨社会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6/02-29/7777513.shtml

中新社泉州2月29日电 题：菲华黄开物侨批出书 浓缩清末华侨社会
作者 廖静
　　“黄开物”，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甚出名的名字，近期出现在公众视野。
　　黄开物是谁？资料显示，他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锦宅村(现属漳州台商开发区角美镇锦宅村)，20多岁到马尼拉，是一位布业商人，后加入菲律宾的同盟会，支持辛亥革命，任中国同盟会小吕宋分会机关报《公理报》的撰稿人。
　　如今，关于黄开物的400多封侨批公诸于世，其中123封重要侨批形成《菲华黄开物侨批：世界记忆财富》一书。29日，黄开物侨批一书的编写者黄清海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批侨信反映当时普通华侨爱乡、爱祖(籍)国的情怀和民族、文化等认同感。
　　《菲华黄开物侨批：世界记忆财富》一书中包括亲属家庭侨批、辛亥时政侨批、商业往来侨批、捐资公益侨批、亲友问候侨批等五部分。其写作时间介于1907年至1922年。
　　“这是这些年我陆续从各处买进的黄开物的侨批，是我的个人收藏。”黄清海告诉记者，这批文献是2009年在黄开物家乡被发现的。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院长庄国土表示，黄开物之侨批，涉及中菲金融、通汇、贸易、侨乡发展、华侨捐资乃至参与同盟会、辛亥革命等内容，实为研究菲华历史、福建侨乡、中菲关系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在中国近代史上，像黄开物这类的人物比比皆是。黄开物不过是芸芸众生中，一个从福建到海外寻梦的普通商人。”新加坡著名学者柯木林认为，黄开物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留下了许多文字记录，而这些正是“清末民初华侨社会的一个缩影”。
　　“时闻北京已被革命获得，四处想必安民否”、“惟是吾乡之人素本风气未开，教育又乏见闻”……一封封侨批尽展清末民初国内社会现状、政治形势等原生百态。
　　相比其他研究，柯木林提及黄开物书信字迹潦草，又没有标点符号，解读起来很不容易。再者书信中包含不少俚语及闽南方言，还有侨批资料中涉及的货币、汇水、放账、欠账、储蓄票、存款、投保、西文薄记案等专业术语。
　　2013年，闽南侨批与广东侨批一同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黄开物的侨批也在这个期间被“揭开面纱”。柯木林介绍说，目前泰国侨批收藏家许茂春编著了《东南亚华人与侨批》，而中国民间也开始陆续出版侨批系列书籍。
　　“要将内容繁杂零碎的侨批拼凑成一幅完整图景，并不容易。”柯木林期待，这本书能够引发一系列研究课题，让寄信时间规律、通信者生平，以及书信中所反映的大时代背景、华人经济史等浮出历史水面。(完)




微信-穿越百年的侨商记忆——《菲华黄开物侨批：世界记忆财富》出版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A5MzMyOA==&mid=402000885&idx=1&sn=20603042f82ba1875038a5e8f74f262d&scene=1&srcid=0226IsOff3a1joQUCyeLpfpG&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pass_ticket=tfm8HoKV5XvuhSMzrUSDObq9LStt3T3ZYitqmxtQX94ogBm++EoSexpIfhzGUuuI#wechat_redirect


古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侨批，作为华侨寄回国内的一种“银信合封”传递物，有着同样的重要性。“批一封，银二元”，早年流传民间的歌谣，唱出“侨批”的重要。侨批是早期华侨与家乡联系的最重要载体之一，也是海外赤子的情感所系。一封封侨批承载侨乡、移民、华侨华人的文化记忆，融汇数百年来的中外交通、各国信息、商贸往来、邮传、驿递、金融、汇兑等方面的历史记录。



《菲华黄开物侨批：世界记忆财富》一书就是在讲述一个从福建到海外“寻梦”的普通商人——黄开物的故事。全书共收录123封侨批，写作时间介于1907年至1922年，由泉州侨批收藏与研究者黄清海收集整理，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黄开物简介
书中主人公黄开物于1878年出生，是闽南同安锦宅村人，也就是现在的漳州角美锦宅村，曾与兄弟侄儿在马尼拉经营布庄，是清末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会员。黄开物曾为同盟会在菲律宾的机关报《公理报》撰稿，与革命人士有书信往来。上世纪20年代在家乡兴办锦宅华侨公立小学，大约1924年返回菲律宾。

黄清海将菲侨黄开物先生的侨批原件分门别类发布，并对该侨批的内容及背景、人事、物件等加以精要的介绍和点评，涉及中菲金融、通汇、贸易、侨乡发展、华侨捐资乃至参与同盟会、辛亥革命等内容，是研究菲华历史、福建侨乡、中菲关系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黄开物书信中除了俚语及闽南方言外，还有侨批资料中涉及的货币、汇水、放账、欠账、储蓄票、存款、投保、西文簿记案等名称术语。批封上的印记、记载的货币、物品等信息颇具学术价值。持续十几年的黄开物侨批大多由郭有品天一信局在马尼拉、厦门、流传社等机构办理；遗留在批封上和批信里的邮政戳记、金融汇兑、经济贸易等信息，是重要的海丝文献史料。

◆  ◆  ◆

内文精选三则
1909年7月1日马尼拉黄开物寄锦宅妻子林选治和儿子黄崇睿
林氏贤内妆次：
　　敬启者，本初六下午接厦瑞记来电，谓家父仙逝。一时哀痛难言，儿不欲生，本欲趋回奔丧，碍以迫于众议，谓当令三兄先回主持丧事，是以未果归来，碍以当此生理至败之秋，非本身力持终难得住，无奈从权衡理。不然父母之德昊天罔极，生既不能孝养于堂前，死又不能哭送于窀窆，是人子大不孝之罪也。无如当此时局，徒自伤悲，深夜思维，益增风木之感。贤内明白事理，定能体鉴哀衷。……



1909年7月29日马尼拉黄开物寄锦宅妻子林选治

夫妇之情套语弗叙。
　　敬启者，昨接卿书，示及客月廿二日接由正润四元，并无云接班柔一申。是正润之无交或忘回复，函到切祈详示。而要用洋布，俟平轩旋唐即当付去。观本帮贤内来书，笔迹似非令外祖父所书，是仗何人，祈即示我。今者，愚欲与卿相商一事最利便于卿，何也？放足是也！放足之益实有数层：行路免艰难也，出外舟车免畏怯也，操作得自由也，有此三利而无一害，卿何妨而不为？……



1911年10月18日马尼拉陈松铨寄锦宅黄开物

　　本日报竞载，谓小吕宋华侨自演戏至今，已捐助革命军壹拾万元，又到去九百余人矣。至下等之人亦捐五元，甚然赞叹。中国人近来之爱国心大明也，然吾等虽不能捐至此数，伊如此登，自实在有益所捐，一则外埠以资观感，一则壮中国人之声气，甚妙。此遭之大举，谅必成功，想不日就得庆贺独立矣，请拭目俟。……



专家评述
黄开物之侨批，涉及中菲金融、通汇、贸易、侨乡发展、华侨捐资乃至参与同盟会、辛亥革命等内容，实为研究菲华历史、福建侨乡、中菲关系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
华侨大学讲座教授庄国土

在中国近代史上,像黄开物这类的人物比比皆是，黄开物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 一个从福建到海外“寻梦”的普通商人；然而，他之与众不同之处, 就是他留下许多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记录，是“清末民初华侨社会的一个缩影”。此次将其公诸于世，这就很有参考价值了！
——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

编著者黄清海简介
黄清海，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 福建省集邮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20多年来坚持收藏侨批、有关华侨章、证2万件以上，研究侨批与金融史，参与侨批申遗活动，宣传侨批的世界记忆遗产价值，《闽南侨批》邮集国际大镀金奖，先后在新加坡、泰国及香港、台湾、广州、厦门等地参加10多次相关国际学术活动，发表20多篇论文。



 

新加坡的“清明上河图”

March 6, 2016, 4:4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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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柯木林：新加坡的“清明上河图” (2016-03-07)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60307-589786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传世的千古名画, 描绘了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学界有认为《清明上河图》含有“政治清明”的寓意。
　　新加坡没有《淸明上河图》，但国家图书馆却珍藏了一件一级文物，至今已有147年的历史。这件文物引人关注的不在其艺术价值而是历史意义。这是一幅长80厘米宽23厘米的红色丝绢颂表，颂表两侧饰以檀木，摺叠成书册的形式；颂表上有金黄色字体的中英文颂词，其背后有一幅图画，画的是从直落亚逸山俯瞰新加坡市区的风景。
　　这幅画取材自Percy Carpenters的油画Singapore from Mount Wallich（1856年）。图画左边是珍珠山，右边是丹戎禺。画的主体部分则是新加坡华人社区直落亚逸一带的风貌。临海的著名华人庙宇天福宫，还有直落亚逸巴刹（即老巴刹）等历历在目，这些都是当年极富代表性的新加坡风景线。
　　这幅图画虽不能媲美《清明上河图》，其经历亦不及《清明上河图》复杂，但从某种程度上看，倒有些许神似。要探索此颂表文物的由来，得从历史上找荅案。
　　让我们先查阅许云樵的《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的记录：“1869年10月，爱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访新” (页57)。据此，再对照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记载：“（1869年）12月3日在市政厅举行谒见典 礼时，接待委员会的委员陈金钟先生代表华社向公爵殿下致颂词” （页156）。
　　许云樵与宋旺相的记录，都说爱丁堡公爵曾于1869年访新，只是时间上有差异。许云樵说是1869年10月；宋旺相却说在1869年12月。到底以何者为准？我们回头再看看这件颂表上的日期。
　　前文述及在红色丝绢的颂表上，有以金黄色字体书写的中英文颂词。中文颂词半文半白，颇有早年翻译的特色，兹录如下：
　　新加坡诸唐商暨众民等全虔诚谨拜禀上
　　大英国二殿下必寕亚富勒禄意陵勿乐尊前伏，以民等素住宇下，乐业安居，以处雍熙之世。实感上化之恩而戴德政之布所由致也！……是則民等之所忻，忻然敬为拜颂者，良由上有善政之隆也云尔
　　同治八年岁次已巳十月二十二日　英咭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奴民末月二十五日
　　新加坡诸唐商等（其下列有80位华商名字）
　　文中的“必寕亚富勒禄意陵勿乐”即爱丁堡公爵（Prince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颂表署期“同治八年岁次已巳十月二十二日”，“英咭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奴民末月二十五日”，即1869年11月25日。谒见典礼在12月3日举行，此前一星期（11月25日）就准备好了颂表，因此爱丁堡公爵在1869年12月访问新加坡是肯定的。
　　这是一个特别的节庆，也是新加坡侨生社会向英国殖民地主子表忠心的时刻。爱丁堡公爵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次子。颂词中的80名华商，以陈金钟为首，其他著名的人物尚有胡亚基、佘有进、陈明水、章芳林等。陈金钟代表华社递呈此颂表时，年仅40岁，已领导了新加坡华社近10年，正値风华正茂，咤咜风云的盛年，为当年炙手可热的人物。
　　20年后的1889年，适逢英国维多利亚女王70寿辰，当年潮帮领袖佘连城，也向海峡殖民地总督贡献一座英女皇雕像作为寿礼，并于1889年2月26日揭幕当天，在雕像前合影留念。这张历史图片就保留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一书之第249页。
　　如果我们细读这两件文物的文字，就不难看出它们都是为感激英国殖民地的统治而作的，与《清明上河图》的“政治清明”寓意，有异曲同工之妙。1889年英女王雕像的碑文也刻着“侨生社会受惠于女皇陛下之统治，乃献此雕像存放于总督府内，以志不忘，并表忠心”的字样。这两件文物也说明了百年前主宰新加坡华社的福建帮与潮州帮均有一定经济势力，至今依然。
　　根据捐赠颂表给国家图书馆的澳洲收藏家Geoffrey Edwards说，他是从英国拍卖市场得此文物。而拍卖者却是从柏林的跳蚤市场购得。这件新加坡文物怎么会流传到德国？我翻阅了资料，得知爱丁堡公爵曾于1893年至1900年任Duke of Saxe-Coburg and Gotha（今德国境内）的爵位，1900年辞世时年仅55岁，墓地在德国东南部的巴伐利亚境内。或许他喜爱此颂表随时带在身边，又与德国有缘，所以颂表 才在德国被发现，最后由Geoffrey Edwards购得，再转赠国家图书馆保存。
　　1869年80位华商联名的颂表，原件现在国家图书馆展出至今年8月28日；而英女王雕像最初在海峡殖民地总督府（今总统府）内，目前暂时置放在土生文化馆。百年文物，值得一看！当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后，再欣赏这两件文物时，感觉就不一样了。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原文：

新加坡的《清明上河图》
-柯木林-

　　《清明上河图》为北宋画家张择端所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被誉为“中华第一神品”的名画，以长巻形式，描绘了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及优美的自然风光，是一幅传世的千古名画！学界有认为《清明上河图》含有“政治清明”的寓意。
　　新加坡没有《淸明上河图》。但国家图书馆却珍藏了一件一级文物, 至今已有147年的历史。这件文物引人关注的不在其艺术价值而是历史意义。这其实是一幅长80cm宽23cm的红色丝绢颂表，颂表两侧饰以檀木，摺叠成书册的形式；颂表上有金黄色字体的中英文颂词，其背后有一幅图画，画的是从直落亚逸山（Telok Ayer Hill）俯瞰新加坡市区的风景。
　　这幅画取材自 Percy Carpenters 的油画Singapore from Mount Wallich （1856年）。图画左边是珍珠山（Pearl’s Hill），右边是丹戎禺（Tanjong Rhu）。画的主体部分则是新加坡华人社区直落亚逸一带（Telok Ayer area）的风貌。临海的著名华人庙宇天福宫（Thian Hock Keng）及其附属建筑物崇文阁、庆德会，还有位于直落亚逸盆地（Telok Ayer Basin）的直落亚逸巴刹（Telok  Ayer Market，即今老巴刹）等历历在目，这些都是当年极富代表性的新加坡风景线。
　　这幅图画虽不能媲美《清明上河图》，其经历亦不及《清明上河图》复杂，但从某种程度上看，倒有些许神似。要探索此颂表文物的由来，得从历史上找荅案。
　　让我们先查阅许云樵的《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此书页57有这样的一则记录：“1869年10月，爱丁堡公爵（ Duke of Edinburgh）访新” 。据此，我们再对照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页156)的记载 ：“(1869年)12月3日在市政厅 (The Town Hall) 举行谒见典礼时，接待委员会 (The Reception Committee) 的委员陈金钟先生 (Mr. Tan Kim Ching) 代表华社向公爵殿下致颂词”。
　　许云樵与宋旺相的记录，都清楚地告诉我们爱丁堡公爵曾于1869年访新，只是时间上有差异。许云樵说是1869年10月；宋旺相却说在1869年12月。到底以何者为准？我们回头再看看这件颂表上的日期。
　　前文述及在红色丝绢的颂表上，有以金黄色字体书写的中英文颂词。中文颂词半文半白，颇有早年翻译的特色，兹录如下：
　　新加坡诸唐商暨众民等全虔诚谨拜禀上   大英国二殿下 必寕亚富勒禄意陵勿乐尊前伏，以民等 素住宇下,乐业安居,以处雍熙之世。实感 上化之恩而戴德政之布所由致也！然惟感恩戴德而瞻拜，末由申敬莫致，无不抱慊於怀，今幸  殿下车驾降临是邦，得遂瞻拜素愿，以申诚敬积忱，士民莫不欢庆。市井咸皆讴歌，壮山川之秀色，开天地之和风，洵千戴之嘉会，际泰运之昌期者也！伏惟  殿下芳声足以被於四海，鸿号可以光於無穷，是則民等之所忻，忻然敬为拜颂者，良由上有善政之隆也云尔
　　同治八年岁次已巳十月二十二日    英咭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奴民末月二十五日
　　新加坡诸唐商等 （其下列有80位华商名字）
　　文中的“必寕亚富勒禄意陵勿乐”即爱丁堡公爵，英文名是Prince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1844-1900）。颂表署期“同治八年岁次已巳十月二十二日”，“英咭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奴民末月二十五日”，即公元    1869年11月25日。谒见典礼在12月3日举行，此前一星期（11月25日）就准备好了颂表，因此爱丁堡公爵在1869年12月访问新加坡是肯定的。
　　1869年12月4日的《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对爱丁堡公爵 的访问，也有报导。当地华社亦特别为这个日子做好准备：马吉街 (Market Street) 、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 、驳船码头 (Boat Quay) 、吉宁街（Kling Street，今Cross Street）、沙球朥路(Circular Road) 、南干拿路 (South Canal Road)、嘉宾达街(Carpenter Street)和中国街(China Street)一带，到处张灯结彩，灯火通明。沿街各户也都点亮灯笼和透明的彩灯，并用华文镶刻“欢迎和向公爵殿下致敬”的字样。
　　这是一个特别的节庆,也是新加坡侨生社会向英国殖民地主子表忠心的时刻。爱丁堡公爵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皇（Queen Victoria）的第二儿子。颂词中的80名华商，以陈金钟为首，其他著名的人物尚有胡亚基、佘有进、陈明水、陳成宝、章芳林、章芳源、邱正中、李清岩、许永云等。陈金钟代表华社递呈此颂表时，年仅40岁，已领导了新加坡华社近10年，正値风华正茂，咤咜风云的盛年，为当年炙手可热的人物。
　　20年后，1889年,适逢英国维多利亚女皇七十寿辰, 当年潮帮领袖佘连城，也向海峡殖民地总督贡献一座英女皇雕像作为寿礼,并于1889年2月26日揭幕当天, 在雕像前合影留念。这张历史图片就保留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一书之第249页 。
　　如果我们细读这两件文物的文字,就不难看出它们都是为感激英国殖民地的统治而作的，与《清明上河图》的“政治清明”寓意，有异曲同工之妙。1869年的颂词中说“以民等素住宇下,乐业安居,以处雍熙之世。实感上化之恩而戴德政之布所由致也”！而1889年英女皇雕像的碑文也刻着“侨生社会受惠于女皇陞下之统治，乃献此雕像存放于总督府内，以志不忘，并表忠心”的字样。这两件文物也说明了百年前主宰新加坡华社的福建帮与潮州帮均有一定经济势力，至今依然！
　　根据捐赠颂表给国家图书馆的澳洲收藏家Geoffrey Edwards说，他是从英国拍卖市场得此文物。而拍卖者却是从柏林的跳蚤市场购得。这件新加坡文物怎么会流传到德国？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翻阅了资料，得知爱丁堡公爵曾于1893 年至 1900年任Duke of Saxe-Coburg and Gotha（今德国境内）的爵位，1900年辞世时年仅55岁，墓地在德国东南部Bavaria的 Glockenberg Cemetery。或许他喜爱此颂表随时带在身边，又与德国有缘，所以颂表才在德国被发现，最后由Geoffrey Edwards购得，再转赠国家图书馆保存。《清明上河图》也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最终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有幸回归故里，天意也！
　　1869年80位华商联名的颂表（Address to Prince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1869），原件现在国家图书馆展出至今年8月28日；而英女皇雕像最初在海峡殖民地总督府（今总统府）内，后移至总统府花园，目前暂时置放在土生文化馆（Peranakan Museum）。百年文物，值得一看！当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后，再欣赏这两件文物时，感觉就不一样了！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初稿 2016年02月20日
2016年02月25日完稿

《新明日报》- 文史学者介绍我国百年文物 新加坡版《清明上河图》？ (2016-03-07)








 

真正的“双文化”人才

April 8, 2016, 5: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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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柯木林：真正的“双文化”人才 (2016-04-09)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60409-603142


　　当新加坡的教育制度正着力于培养“双文化”人才之际，距今不到一百年的曾锦文，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回顾他一生行事，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然而，除了少数研究学者，知道曾锦文的人不多。近日，国家图书馆的《书库珍藏》览（From the Stacks：Highlight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出示了曾锦文的一些翻译作品，曾锦文又开始走进一般民众心中。可惜展览介绍曾锦文的文字有限，本文就做点补充。
　　到底曾锦文何许人也？兹根据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页166－167）、柯木林的《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191）及马幼垣的“福州船政教习曾锦文传奇”一文（载《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将其生平事迹，综述后文。
　　曾锦文（Chan Kim Boon， 1851年－1920年），祖籍福建，槟城（又称槟榔屿）出生，父亲曾容泉在苏门答腊的巴东埠（Padang）经商。年幼时曾锦文在槟城大英义学（Free School）受英文教育，不仅懂英文，也通晓华文和马来文。1866年6月，15岁的曾锦文被送往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即海军学校）攻读。但曾锦文体弱，不胜从军。还好他英文程度极佳，足以为学堂洋教习与学生之间的桥梁。
　　曾锦文精于其他科目，特别是数学。因此毕业后便留校充任几门不同科目的洋教习的助教（副教习）。举凡测星航海术、语文、舆地、数学等科目均为其教席范围，北洋水师初期学生多出其门下。船政学堂首三届的毕业生（第一届：李和、黄建勋；第二届：林颖启、萨镇冰；第三届：林履中、戴伯康、蓝建枢），都曾经上过曾锦文的课。若干年后，当北洋舰队来新加坡访问时，便有了一场令人感动的酬师活动。
　　1872年，曾锦文返回槟城，住了两个月。同年3月到新加坡谋发展，在英国人开办的墨经梳律师楼（Aitken & Rodyk，即Aitken & Co，后易名为Donaldson & Burkinshaw）任书记，兼管账务。
　　曾锦文之所以离开福州马尾，有一段传说。他19岁时（即抵达福州后约四年），相士替他算命，说他只能活到25岁。思前想后的结果，他终于决定在1872年初回到槟榔屿（时其父已卒）。算来他在福州尚未待满六年。曾锦文离开福州后，虽然职业性质改变了，但仍与船政学堂保持联系。十多年后，北洋舰队访问新加坡时，他仍在律师楼供职。
　　19世纪80年代，洋务运动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代表中国近代化的北洋舰队，威风凛凛，出没于七洲洋上，宣扬大清国威。北洋舰队曾于1887年11月、1890年4月及1894年3月三度访问新加坡，在当地社会引起极大轰动。
　　我对北洋水师有特别研究兴趣，对这位南洋峇峇的事迹，当然备加留意。根据《叻报》次版头条“本馆附志”（1890年4月7日）所载：1890年4月5日（星期六），北洋舰队将官们身佩长剑，全副武装，特地前往曾锦文任职的律师楼拜见他，并行三跪九叩大礼，以示不忘老师教导之恩。
　　四年后，1894年甲午前夕，北洋舰队第三次来访，这也是北洋舰队的最后一次访问新加坡。适值曾锦文翻译的《三国》出版在即，“靖远”舰管带叶祖珪（1852年－1905年）应邀为之题写书跋。
　　其他北洋舰队将领题跋的尚有刘步蟾（1852年－1895年，“定远”舰管带）、邱宝仁（生卒年不详，“来远”舰管带）。题跋中显示了他们的师生关系。我们在这次的《书库珍藏》览中，找到了这些题跋。题跋就刊登在马来文译本《三国》（Sam Kok）一书（1894年4月25日出版）。曾锦文翻译用的是Batu Gantong的笔名。这是研究曾锦文和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以及北洋海军的渊缘的珍贵文献。
　　北洋舰队第三次访新的1894年3月8日（星期四）晚，曾锦文在平安阁招待各舰管带，为学生们洗尘。3月9日“寓叻闽粤绅商”在同济医院公宴各管带及麾下将官，济济一堂，盛况热烈。当日宴请结束后，舰队转赴马六甲、槟榔屿各地巡游，嗣后北返。不数月甲午海战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曾锦文虽是中国船政历史的一部分，但使他留名史册者，却与海防无关。他利用工余之暇，将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为马来文。马来文辞汇有限，作为翻译媒介有先天局限，但曾锦文克服了这困难。他的翻译事业不单使他成为华巫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更于宣扬中华文化，建立殊功。
　　曾锦文究竟翻译过多少中国古典文学，目前尚无法准确统计。有学者指出，曾锦文前后十二三年完成18部译作，可考者包括：《反唐演义》《五美缘》《三国》《宋江》（抽译《水浒传》一部分）和《西游记》。他亦可能尝译《东周列国志》《包公案》（《龙图公案》的节本）《聊斋志异》《七侠五义》（《三侠五义》的改编本）《三宝太监下西洋》《薛仁贵征东》《粉妆楼》《施公案》《罗通扫北》等，由于至今未见译本，故暂存疑。
　　这类书所以存本稀少，因为当时鲜有人保留。和别的译作一样，这类书多是开本小的薄书，一套书往往以小册子的形式，延连出版一两年，甚至两三年才刊完，减低了保存的机会。这等于说，书都不是全译本，而是节译和提要的综合品。这也解释了为何曾锦文可以如此多产。这类译本不少在爪哇出版，然后分销南洋各地。土生华人（特别是中学生）通过这种读物，轻松地接受了中国文化的薰陶。因此说曾锦文建功殊伟，也不为过。
　　1920年曾锦文辞世，终年69岁，江湖术士之言全为诳语。
　　一百年前，当我们的教育制度还没有系统化，刻意地培养“双文化”人才时，已能出现像曾锦文这样优秀的人物。今天，我们是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做这件事，相信再过10年、20年，我们一定能培育出几百个“曾锦文”来。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原文：

真正的“双文化”人才
柯木林

　　当新加坡的教育制度正着力于培养“双文化”人才之际，距今不到一百年的曾锦文，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回顾他一生行事，不禁对他粛然起敬！
　　然而，除了少数研究学者，知道曾锦文的人不多。近日，国家图书馆的《书库珍藏》览（From the Stacks ：Highlight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出示了曾锦文的一些翻译作品，曾锦文又开始走进一般民众心中。可惜展览介绍曾锦文的文字有限，本文就做点补充。
　　有关曾锦文的资料, 前辈学者己有不少著作, 如溫梓川的〈曾錦文其人〉，载《南洋文摘》，11卷3期（1970年3月）；馬卒的〈促進華巫文化交流的先鋒──曾錦文〉，载《南洋文摘》，2卷12期（1961年12月）；梅井的〈峇峇翻译文学与曾錦文〉，载《亞洲文化》，2期（1983年10月）。英文的文章有Tan Chee Beng, “Baba Chinese Publication in Romanised Malay,”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22 (1981), 等等。
　　到底曾锦文何许人也？竟然有这么多关于他的文章。兹根据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页 166-167）、柯木林的《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 191 ）及马幼垣的<福州船政教习曾锦文传奇>一文 （载 《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将其生平事迹，综述后文。
　　曾锦文（Chan Kim Boon  1851-1920）， 祖籍福建，槟城出生, 父亲曾容泉在苏门答腊的巴东埠（Padang, Sumatra）经商。年幼时曾锦文在槟城大英义学（Free School）受英文教育，不仅懂英文，也通晓华文和马来文。1866年6月，15岁的曾錦文被送往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即海军学校）攻读。但曾錦文体弱，不胜从军。还好他英文程度极佳，足以为学堂洋教习与学生之間的桥樑。
　　曾錦文亦精於其它科目，特別是数学。因此毕业后便留校充任几门不同科目的洋教习的助教（副教习）。举凡測星航海術、 语文、舆地、数学等科目均为其教席范围，北洋水师初期学生多出其门下。船政学堂首三屆的畢業生（第一屆：李和、 黃建勳；第二屆：林穎啟、薩鎮冰；第三屆：林履中、戴伯康、藍建樞），都曾经上过曾錦文的課。若干年後，當北洋舰队來新加坡訪问时，便有了一场令人感动的酬师活动。
　　1872年,曾錦文返回槟城，住了两个月。同年3月到新加坡谋發展，在英国人开办的墨经梳律師樓（Aitken & Rodyk，即 Aitken & Co，后易名为 Donaldson & Burkinshaw) 任书记，兼管帳務。
　　曾錦文之所以離開福州馬尾，有一段传说。他19歲時（即抵达福州後約四年），相士替他算命，說他祇能活到25歲。思前想后的结果，終於决定在1872年初回到檳榔嶼（時其父已卒）。算來他在福州尚未待滿六年。曾錦文離开福州後，雖然职业性质改变了，但仍與船政学堂保持联系。十多年後，北洋舰队访问新加坡時，他仍在律師楼供职。
　　19世纪80年代，洋务运动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代表中国近代化的北洋舰队，威风凛凛，出没于七洲洋上，宣扬大清国 威。北洋舰队曾于1887年11月、1890年4月及1894年3月三度访问新加坡, 在当地社会引起极大轰动。北洋舰队访新期间，當時新加坡的Straits Times（1890年4月3/5日）、;《叻報》（1890年4月1/7日）、香港的Hong Kong Daily Press （1890年4月12日）和天津的Chinese Times（1890年5月17日）均有報導。北洋舰队三次访新，其中两次舰队將领就与曾錦文有接触。
　　我对北洋水師有特别研究兴趣，对这位南洋峇峇的亊迹，当然备加留意。根据《叻报》次版头条 〈本馆附志〉 （1890年4月7日) 所载：1890年4月5日（星期六），北洋舰队将官们身佩长剑，全副武装，特地前往曾锦文任职的律師楼拜见他，并行三跪九叩大礼，以示不忘老师教导之恩。
　　四年后,1894年甲午前夕，北洋舰队第三次来访，这也是北洋舰队的最后一次访问新加坡。适值曾锦文翻译的《三国》出版在即 ，“靖远”舰管带叶祖珪 (1852-1905) 应邀为之题写书跋。
　　其他北洋舰队将领题跋的尚有刘步蟾 (1852-1895 ， “定远” 舰管带)、邱宝仁(生卒年不详， “来远” 舰管带)。题跋中显示了他们的师生关係。我们在这次的《书库珍藏》览中，找到了这些题跋。题跋就刊登在马来文译本《三国》（Sam Kok）一书（1894年4月25日出版）。曾锦文翻译用的是Batu Gantong 的笔名，这是研究曾錦文和福州马尾船政学堂, 以及北洋海军的渊缘的珍贵文獻。
　　北洋舰队第三次访新的1894年3月8日（星期四）晚，曾锦文在平安阁招待各舰管帶，为同学们洗尘。3月9日“寓叻闽粤绅商” 在同济医院公宴各舰帶及麾下将官，济济一堂，盛况热烈。当日宴请结束后，舰队转赴马六甲、槟榔屿各地巡游, 嗣后北返。不数月甲午海战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曾錦文虽是中国船政历史的一部分，但使他留名史冊者，卻與海防無关。他利用工餘之暇，将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为马来文。马来文辭彙有限，作为翻译媒介有先天局限，但曾錦文克服了这困难。他的翻译事业不单使他成為华巫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更於宣扬中华文化，建立殊功。
　　曾錦文究竟翻译过多少中国古典文学，目前尚无法准確統計。有学者指出，曾錦文前后十二、三年完成18部译作，可考者包括：《反唐演义》、《五美緣》、《三国》、《宋江》（抽译《水浒传》一部分）和《西遊记》。他亦可能嘗译《東周列国志》、《包公案》（《龍图公案》的節本）、《聊齋志異》、《万花楼》、《七俠五义》（《三俠五义》的改編本）、《二度梅》、《三宝太監下西洋》、《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西》、《粉粧楼》、《施公案》、《藍公案》、《罗通掃北》等，由于至今未见译本，存疑。
　　這类书所以存本稀少，因为当時鲜有人保留。和別的译作一樣，這类书多是開本小的薄書，一套书往往以小冊子的形式，延连出版一兩年，甚至兩三年才刊完，減低了保存的机会。這等於說，书都不是全译本，而是节译和提要的綜合品。這也解釋了為何曾錦文可以如此多產。這类译本不少在爪哇出版，然後分銷南洋各 地。土生華人（特別是中學生）通过這种读物輕鬆地接受了中国文化的薰陶 。因此說曾錦文建功殊偉，也不为过。
　　1920年曾錦文辞世，终年69岁，江湖術士之言全為诳语。
　　一百年前，当我们的教育制度还有没有系统化，刻意地培养“双文化 ”人才时，已能出现像曾锦文这样优秀的人物。今天，我们是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做这件事，相信再过10年、20年，我们一定能培育出几百个“曾锦文”来！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初稿07-03-2016 @ 23：30
完稿15-03-2016 @ 20：24





2016-04-10 Email - 谨向柯木林先生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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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印老同学，谨转发给柯木林先生，告诉他：研究历史有时也是不寂寞的。文章引起我的兴趣，部分原因乃因福州马尾就在我在老家几村之遥，特别亲切，我六岁离开那里与家人移民到新加坡。
　　拜读柯木林先生在今天（4月9日）联合早报刊登了有篇文章题为【真正的“双文化”人才】的专文，郑重介绍了近代新马文化名人曾锦文（1851年~1920年），文章的重点主要是写上世纪跨时代的双文化人才。曾锦文原籍福建福州，出生在槟城。文章进一步介绍说：1866年6月，15岁的曾锦文被送往老家福州的马尾船政学堂（即海军学校）攻读。但由于体弱，不胜从军，还好他英文程度极佳，足以为学堂洋教习与学生之间的桥梁。1872年，曾锦文返回槟城，住了两个月。1872年3月到新加坡谋发展，在英国人开办的墨经梳律师楼任书记，兼管账务。曾锦文之所以离开福州马尾，有一段传说。他19岁时（即抵达福州后约四年），相士替他算命，说他只能活到25岁。思前想后的结果，他终于决定在1872年初回到槟榔屿（时其父已卒）。算来他在福州尚未待满六年。曾锦文离开福州后，虽然职业性质改变了，但仍与船政学堂保持联系,之后的20~30年，北洋舰队路过新加坡时，都曾拜会曾锦文或叙旧或答谢同窗情谊。
　　文章提到几个历史事迹的时间点和事由，经笔者查读，觉得有些还待商榷，谨分享如下：

（1）曾锦文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攻读不可能是1866年6月，因为当时该学堂还未成立，第一届招生应该是1867年间。笔者在正式学员名单里没找到他的名字，按他在校时为（1866~1871）大概15~20岁，与当时学员同龄，文中又提到他体弱不胜从军等原因，那极可能是旁读生兼任助教（他数理也好），作为学堂洋教习与学生之间的桥梁，既然如此，毕业后就没有从军或留校的义务，而选择回到槟城（极可能是顺便搭乘1871年的建威号远洋训练船）。

　　据查悉，马尾船政学堂确实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是在船政大臣沈葆祯主持下于1866年在福州设立，初建时由左宗棠取名称为"求是堂艺局"。
　　历史资料提到：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左宗棠在上奏《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中提出设立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同日又上奏清廷《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到了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66年12月30日)，清廷才批准左宗棠所奏的艺局章程。1867年马尾造船厂建成后搬迁至马尾遂改名为船政学堂。

【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分为前后两学堂。
（i）【前学堂】为制造学堂，又称"法语学堂"。目的是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主设有造船专业，优等生后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

第一届（计二十一名）
魏　瀚　陈兆翱　郑清濂　林怡游　李寿田　吴德章　杨廉臣　陈林璋　罗臻禄　池贞铨　林庆升　梁炳年　张金生　林日章　陈季同　郑　诚　汪乔年　游学诗　林钟玑　陈平国　苏汝灼

第二届（计二十名）
王庆端　李芳荣　魏　暹　陈才鍴　王福昌　王回澜　陈伯璋　黄　庭　林鸣埙　黄成观　胡维鐈　李联奎　曾宗瀛　林介圭　陈功奎　古之诚　陈继成　王　新　林桂昌　叶锡三

第三届（计十九名）
王寿昌　陈庆平　高而谦　游学楷　陈长龄　林　藩　李大受　郑守箴　林振峰　卢守孟　叶芗寅　王维桢　李寿萱　王韶聪　杨济成　林志荣　许寿仁　柯鸿年　葛绍绥

（ii）【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亦称"英语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

第一届（计三十三名）
罗丰禄　何心川　蒋超英　刘步蟾　叶伯鋆　方伯谦　林同书　郑文成　林泰曾　李达璋　严　复　沈有恒　邱宝仁　陈毓淞　林永升　叶祖珪　陈锦荣　黄　煊　许寿山　林承谟　柴卓群　郑溥泉　黄建勋　张　成　林国祥　叶　富　吕　翰　黎家本　邓世昌　李　田　李　和　梁梓芳　卓关略

第二届（计十三名）
萨镇冰　叶　琛　邓聪保　林颖启　吴梦良　陈锡三　江懋三　郑文郁　陈文庆　唐宸科　林国裕　卢华大　卢鸿杰

第三届（计八名）
林履中　许济川　林森林　戴伯康　陈　英　蓝建枢　韦振声　史建中

　　笔者载录了前三届【前学堂】与【后学堂】的毕业生名单，没有曾锦文的名字，故确定他不是学员，但网上有简短资料介绍，精通中英文的曾锦文曾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任教，按他在此逗留的五年（1866~1871）时为 15岁~20岁左右，与多数学员为同龄人，他极可能是以英文为主之【后学堂】的助教，加上他数理也很好，大可作为学堂开办初期的外教助理。我们同时也看到这头三届的毕业生，显然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杰出风云人物。

（2）柯木林先生的文字，也引述一段有趣的传闻，提到相命师说曾锦文命不过25岁，而作了由此考虑离开福建船政学堂而回到槟城的推测。实际上，极大可能是曾锦文作为‘旁读生-外教助理’已经完成了开创初期的桥梁角色（不管是对学员或外教来说），在1871年乘坐顺风船回槟城。

　　历史资料显示，船政的学员从1871年第一届开始，毕业时都得出远洋训练。比如史料说：1871年船政第一届毕业生(其中包括刘步蟾、严复、方伯谦、林泰曾等)驾驶练船"建威"完成了北起辽东南至新加坡的远洋训练。
　　1873年邓世昌和其他同学一起登上“建威”练船，开始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海上远航，这次航习，先后到达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历时四个月。
　　笔者揽读了船政学校头三届的毕业生简介及其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浅见以为柯先生写了双语的曾锦文，不如再续写【曾锦文和他的同学与甲午战争】，曾锦文乃当时著名文化人，或许可以从他留世的文字杂文里，近距离读到那个风起云涌时代的诸多耳熟能详之英雄身影。
　　举例上文提到的曾锦文第一届同学（1867~1871）

　　刘步蟾（1852－1895）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1875年被送往英国学习枪炮、水雷等技。1882年赴德国购领船舰，任北洋水师右翼总兵。1894年中日战起，黄海战役中丁汝昌受伤，他代为督战指挥，鏖战三时许，多次击中敌舰。次年，为威海卫海战中英勇抗敌，以身殉国。
　　严复（1854~1921）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 学、政治 学、政治经济学、哲 学和自然科 学介绍到中国，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 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方伯谦（1853年－1894年），福建船政学堂首届驾驶专业毕业生，1867年，十五岁的方伯谦考取福建船政学堂，从此开始学习海军。1877年—1880年，在英国学习驾驶军舰。[1]  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回国，任济远号管带。黄海海战畏惧倭寇阵前逃走，被朝廷处斩。
　　林泰曾（1851—1894），其祖父是林则徐胞弟孙子，当时福建船政大臣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是他的姑丈。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学习船舶驾驶。1871年毕业，上建威号练习船游历各地，1874年任建威号大副。次年随福建船政学堂总教习日意格赴欧游历，入英国海军实习，曾于不同种类军舰上工作。1879年回国，获升任游击。1880年调入北洋水师，先任镇西舰管带。之后赴英国接超勇、扬威舰。1886年改任镇远舰管带。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林泰曾为左翼总兵，加提督衔。1894年黄海海战后，镇远号入港时触礁受损，林泰曾自认失职后自杀。
　　叶祖珪(1852-1905年)，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1876冬年作为福建船政第一批留学生，与刘步蟾、萨镇冰等被选派出国，1877年春进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学习，先后在英国海军“索来克伯林”号装甲战列舰、“芬昔勃尔”号巡洋舰实习，三年期满后回国。归国后，历任"镇边"、"靖远"管带，参加1894年之中日甲午海战，所领之"靖远"舰在甲午海战中一度作为旗舰指挥舰队。北洋水师覆灭后被革职。1899年撤销革职处分，加提督衔，授北洋水军统领、浙江温州镇总兵、广东水师提督。1904年奉旨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首次统一清朝南北海军。
　　陈季同(1851~1907)清末外交官。早年入福州船政局，后去法国学习法学、政治学，历任中国驻法、德、意公使馆参赞，刘铭传赴台湾幕僚、副将，曾建议组织"台湾民主国"，任"外务大臣"，失败后内渡大陆。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陈季同可以说是一位具有典范意义的先驱。一方面，他是中学西传的杰出使者，是第一个出版西文著作并获轰动影响的中国人。他的多种法文著作将中国文化、文学直接传播给西方读者，其中不少内容是首次介绍到西方。他是历史上在中学西传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的中国人，而此前这样的角色多是由西方人担当的。另一方面，他也是西学东渐的使者。通过创办报纸和翻译西书，他将西方现代文学、政治、法律观念引入中国，促进了晚清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传播。综合这两方面的成绩，陈季同堪称双向的文化使者，他一个人担当了向中西双方传播文化信息的使命。在数千年中西文化交往中，中国人还是第一次担当这样的角色、承担这样的使命，在这一意义上，正是这位晚清外交官的努力为后来者如辜鸿铭、林语堂等人确立了进行双向文化交流的典范。
　　魏瀚(1851-1929)，。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前学堂第一期，学习船舶建造，在学堂中，魏瀚刻苦用功，成绩名列前茅。1871年毕业后分配在船政船厂工作，1875年船政总监日意格回法国采购机器设备，魏瀚等三人随同出国学习，由于学习出色，被李凤苞评价为"果敢精进"。1879年学成归国后任船政工程处总司造船(总工程师)。中国近代著名造舰专家。曾参与建造了十二艘舰船

第二届同学（1869~1872）
　　萨镇冰 （1859—1952年），同治八年（1869年），由于时主福建船政的沈葆桢与萨镇冰之父萨怡臣关系较好，经其父推荐，萨镇冰考入福州船政学堂（马尾船政学堂）二期，[3]  学习天文、驾驶，毕业时名列第一。同学中还有邓世昌。同治十一年（1872年），萨镇冰从船政学堂毕业，在“扬武”练船实习。光绪二年（1876年）冬，他与叶祖珪、刘步蟾、方伯谦、严复等作为福建船政第一批留学生出国，被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驾驶。
　　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海军将领，先后担任过清朝的海军统制（总司令）、民国海军总长等重要军职，还曾代理过国务总理。
　　邓世昌（1849年－1894年），清末海军杰出爱国将领、民族英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他与前面几位原籍福州闽侯地区的学员不同，原籍广东番禺。幼小时家人就送他到上海教会学校，师从欧人学习英语、算术。1867年（18岁）参加福州船政学堂（马尾船政学堂）驾驶专业学生除学习英语、数学外，还学习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和地理，经五年堂课学习后毕业（1871）故属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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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依云同学对拙文《真正的“双文化"人才》的细致点评，这篇文章也算是遇到知音了！
　　我非常喜欢马尾船政文化，有一段时间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前后去了马尾三次，每每流连忘返！
　　看了马尾船政学堂，才意识到一百多年前这批中国近代风云人物：沈葆祯、左宗棠及李鸿章等人的卓识远。想不到马尾就在您老家附近，真是有缘！
　　您点评文字提及曾锦文可能没有就读于船政学堂，因为时间点不对，可见您观察入微，赞！
　　求是堂艺局是左宗棠在1866年末创设的，翌年2月开学，首期招收学生105名，开设驾驶和造船专业。这“求是堂艺局”名称有点难记，取这么奇怪的名字，想必是初期不要惹来太多反对声音，毕竟当年要搞科技这门玩意不是那么容易。等奏折批准后才改为船政学堂，算是“两步到位”的做法，在中国办事真不易！
　　曾錦文于1866年前往福州，或许是记忆上的錯误，还是他提前到福州准备入学，都有可能。必竟1866年末与1867年2月学堂招生，在时间点上十分接近！
　　同意您的观点，曾锦文没有在船政学堂毕业，因为在毕业生名录中，我们没有找到他的名字。几个星期前，我到槟城想找曾锦文的故居，也不得要领，遗憾！
　　马尾船政学堂的资料，林萱治主编的《福州马尾港图志》（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4年）亦有详细记录。
　　有关曾锦文的研究，前辈学者己有不少著作, 如溫梓川的〈曾錦文其人〉，载《南洋文摘》，11卷3期（1970年3月）；馬卒的〈促進華巫文化交流的先鋒──曾錦文〉，载《南洋文摘》，2卷12期（1961年12月）；梅井的〈峇峇翻译文学与曾錦文〉，载《亞洲文化》，2期（1983年10月）。英文的文章有Tan Chee Beng, “Baba Chinese Publication in Romanised Malay,”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22 (1981)等等，可供参考！
　　您建议我写一篇【曾锦文和他的同学与甲午战争】，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我向来对北洋舰队有特别的研究兴趣，拙文《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的历史反思 - 兼谈甲午海战时期的北洋舰队》、《甲午年谈甲午战争》及《北洋水师三访新加坡鲜为人知的秘辛》等文章可从我的博客中找到，请多指教！
　　有空多联系，也可找东印一起聊聊！

柯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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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好柯学长，感谢你的回复，也很高兴得悉你对马尾船政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喜爱，昨天我上网读了大半天有关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和甲午战争的资料，总算对那段历史有些基础的了解。
　　柯学长昨天在联合早报文章的切入点是谈双语教育和双语人才，我今早再度研读，找到一篇相关资料题为【中国外语教育的非常史例：福州船政学堂】刊登于【外国语文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2009年10月份是为第25卷第5期。
　　这篇文章中提到曾锦文，另介绍马尾船政学堂1867~1873年之间是以外教为主，1874年之后才逐步以本土教师为主。老师分教习（教师）和帮教(教学辅助人员）。【后学堂-驾驶班】的教材是英文，课堂教学是英语，学生每日需用英文写航海训练的航行日记，练习测量天体，定船位，海图作业等等，主要是培养专业知识和掌握外语，便于到日后出国再深造。校长为英籍嘉尔乐，教习有邓罗，理格，中方有魏瀚、陈兆翱，郑清濂、吴德章，李寿田。
　　如此判断曾锦文（1866~1871年，时为15~20岁）应该是帮教身份，他在槟城受良好的英文教育（中英语文好，数理也优秀），本身又是福州籍贯，对第一届的外教和学生之间的语言沟通的瓶颈，肯定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根据参阅资料沈葆桢的《续陈轮船工程并练习经历南北洋各情形折》，写于同治十二年七月，编辑在《沈文肃公政书》卷四。原文如下：（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计三十三名毕业生名单）：罗丰禄、何心川、蒋超英、刘步蟾、叶伯鋆、方伯谦、林同书、郑文成、林泰曾、李达璋、严宗光（复）、沈有恒、邱宝仁、陈毓淞、林永升、叶祖珪、陈锦荣、黄煊、许寿山、林承谟、柴卓群、郑溥泉、黄建勋（按：以上为二十三名闽童。以下为十名粤童。）张成、林国祥、叶富、吕瀚、黎家本、邓世昌、李田、李和、梁梓芳、卓关略。
　　这23名14~15岁适龄闽童（多是1852年出生），基本上都是以福州地区八邑之闽侯-侯官为主，他们都没有外语基础，可能家教还沉湎在福州话乡俗里，要学习外语教导的专业知识开始时一定非常困难。而粤籍的十名学童年龄不一，都是跨省市精挑细选英语根基较好，这十名特开【外学堂】，因材施教。
　　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至第四届，其中学员在专业上非常突出，出任舰长24人，海军总长8人，北海舰队参加甲午海战12艘战舰中有10艘是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同学，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血染风采的一页。还有在近代文史外交上作出巨大影响和贡献的有：严复（思想家-翻译家-外交家）、罗丰禄+陈季同（外交家）、王寿昌+林琴南（翻译家），马建忠（语言学家）等等。
　　曾锦文作为英国三州府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一名侨生，虽然没能在中国近代史和他的同窗一起，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但他作为这些优秀学生的第一个外语启蒙老师，他薄弱的身影和深受学生尊重的荣耀，一度蒙尘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化贡献之外。

依云写于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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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学长，你好，再次感谢你的鼓励和指导，让我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当【惊涛拍岸与浪头小花】刚写好的时候，自己觉得还可以，毕竟花了不少时间考据拟写，也抓到几条主线
1）洋务运动的魏源-林则徐-左宗棠-沈葆桢之间的密切关系，
2）主要人物 - 林则徐，沈葆桢，甲午海战主将，曾锦文不但是福州人，还是闽侯-候官地区的乡亲，
3）传教士东进一波高过一波的大浪潮，腐朽满期渴望走出一片新天地的美好愿望
4）十九世纪新马的移民高峰与社会心理

前段研读重点放在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洋务运动，北洋水师，甲午战争，土生华人文化，十九世纪槟城社会和移民现象，华巫（+印尼）文学翻之译时代背景，以及曾锦文与曾恒忠（曾兰生）个人资料家庭背景等等，基本的资料渠道源头多是中国部分，虽然也增加了船政学堂作为教育个案的切入点。

但之后再细读几遍开始作注释时，就觉得引据行文毛糙，内容论点还很多值得商榷及补充的地方。

昨天开始回头看新马方面的资料，偶然读到一篇简短的英文介绍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British Empire -Chan Kim Boon由 Eugene Khoo 写于2011 年12月24日。他提到三个线索
（1）曾锦文1920年葬在槟城的Batu Gantong坟场
（2）他曾经是Celestial Reasoning Society 和 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的成员，
        另一个 Lee Cheng Yan Club还未查出来。

沿着这线索，我知道曾锦文的笔名Batu Gantong 原来是槟城一个叫峇督眼东的地方，1886年华社在那里成立了福建人公塚，后来拼合其他坟山在1923年合称为《槟城联合福建公塚》至今还在（ United Hokkien Cemeteries , Penang），他留下四个儿子，二个女儿，六个孙子，或是寻找他后人的可靠途径。槟城另有槟城三省堂曾公会（ Sum Seng Tong Chan Kongsi）。目前我暂时读到陈剑虹（马来西亚韩江学院）- 槟榔屿华人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八桂侨刊第一期 Overseas Chinese Journual of Bagui）2013年3月，对槟城血缘地缘业缘组织的历史演变有详细叙述。还有张少宽1997写的《槟榔屿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铭记》，更有参考价值的是马来西亚王琛发《槟城闽侨的晚清记忆》刊登在《闽台文化交流》季刊2011年2月，总第26期，对筹建Batu Gantong 公塚之一的晚清名人林德水有个案长文介绍（他于1900年葬在此处）。可再作进一步探索。

从The 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 ，我查到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ciles/SIP_1366­_2009-11-25.html  作者 Bonny Tan 考据了不少史料和原始会议记录而作的汇总，该协会活动于1882~1885， 成员中包括不少当时华社政治领袖（如左秉隆）以及知识界精英与商界富商，还有铁杆峇峇（曾锦文）和欧籍人士也积极参加活动，包括提高华社子弟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我看到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从欧美经海峡殖民地桥头堡向中国进军的大浪潮痕迹，这将是另一个重要的线索，在前进的步伐中，我看到了曾恒忠和曾锦文的明亮清晰的身影。

至于中国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于1897年3月成立。创建人为宋旺相、林文庆、伍连德等。成员多为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1908年在槟榔屿成立分会,称槟城好学会,又称槟城阅书报社。这对曾锦文的翻译工作绝对是一种正能量。

期间我也读了《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日子》第十章讲， 有讲到1859年，他与曾兰生及两位“志同道合”的传教士一起去南京的故事，文中提到了罗伯茨和雅格博士（James Legge 1815~1897） 都是大腕人物，可作进一步探索他们对曾兰生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作’帮教‘的引荐作用。

另外我也看到新资料，提到曾兰生的两个上海出生的儿子曾溥（1854~1889）和曾笃恭（1856~1916）以及他娘惹的太太，他们都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故事里头（1866~1871）因为他们也在现场，之后他们与随团翻译身份的父亲即曾兰生，于1872及1874作为120名留美幼童成员出国了，这也说明曾兰生的生活圈子和人生轨迹的改道，更意味和【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越走越远。曾锦文和曾兰生都死于69岁，一个1920年，一个1895年（甲午海战第二年），不能说是冥冥中的某种命理。

至于中国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在1897年3月成立。创建人为宋旺相、林文庆、伍连德等。成员多为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1908年在槟榔屿成立分会,称槟城好学会,又称槟城阅书报社。这对曾锦文的翻译工作绝对是一种正能量。

目前的功课正进入第二阶段，争取尽快完成第三阶段的改写及注释工作，暂时不考虑是否会被【投篮】？还是学习长知识更重要，何况有学长把关呢，谨汇报进展，打扰了。

依云敬上
2016年4月16日
于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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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墓考研

April 20, 2016, 8: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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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发现早期著名律师民国六年古墓 寻墓人考研出阮添筹家族史 (2016-04-10)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60410-603271


　　本地寻墓人和文史工作者吴安全（51岁，药剂师）去年9月在武吉布朗老山的密林中，无意间发现了本地早期著名律师阮添筹之墓。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他终于考研出阮氏家族在新加坡鲜为人知的故事。
　　生平故事曾被列入宋鸿祥（Song Ong Siang）《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阮添筹（也称阮添畴），祖父阮锡禧是新加坡福建帮义兴公司的大总理，而弟弟阮添成（Wee Theam Seng）则是建国总理李光耀夫人柯玉芝的外祖父。
　　在本地出世的阮添筹（Wee Theam Tew）就读于莱佛士书院，中学毕业后先在一家洋行当书记，后来在白手起家、兴办义学的颜永成的资助下到英国深造，1897年从伦敦林肯法学院（Lincoln Inn）取得律师资格。

曾受聘为满清肃亲王 爱新觉罗·善耆秘书
　　熟读中国和英国文学的阮添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是1904年曾被中国满清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1898-1912在位）聘为秘书。当时已岌岌 可危的满清王朝，也许想借助这名留英法律专才研究修宪问题，但显然为时已晚。阮添筹到北京赴任没多久便又回到新加坡，第二年在本地开设律师馆。
　　一般人对清末第十代和硕肃亲王善耆也许感到陌生，但一提川岛芳子都略有所闻。善耆正是川岛芳子的生父。原名爱新觉罗·显玗，汉名金璧辉的川岛芳子，本是肃亲王府的格格，却在二战期间当起日本人的间谍，1947年在北平被河北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死刑。
　　阮添筹1901年在新加坡当过吾槽区市政厅代表，当年才35岁。他也是颜永成义校信托人。本地文史学者李元瑾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阮添筹和邱菽园、林文庆的交情不浅，都是华商阁成员，林文庆还称他是年青人的楷模。
　　阮添筹是在1918年1月19日与世长辞，去世时才52岁，但他的墓碑上却写着“民国六年”（1917年）。这是因为他去世时正当农历十二月初七，还没过农历年，因此还是民国六年。
　　吴安全在老山（新恒山亭）的密林中找到阮添筹那近百年的古墓时，墓碑几乎已被灌木丛覆盖，相信后人早已不知道这古墓的存在。
　　吴安全从考究阮添筹的资料中，还追溯到他的弟弟阮添成。
　　阮添成育有六名女儿，他把长女阮有娘许配给柯守智，而柯守智正是建国总理李光耀夫人柯玉芝的父亲。
　　除了长女嫁给柯守智，阮添成最小的女儿阮海伦（Helene Wee）也嫁入名门，夫婿是本地著名银行家陈振传。陈振传的后人最近把他所留下的3万多份私人文献捐给了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
　　根据吴安全找到的报章资料，阮添成是在1950年4月11日以82岁高龄与世长辞，他是海峡殖民地最早的基督徒，也是华商银行（Chinese Commercial Bank）经理。由福建商人创立于1912年4月的华商银行，1932年与旧华侨银行及和丰银行合并为目前的华侨银行。阮添成去世后葬在比达达利基督教坟场（Bidadari Cemetery）。
　　在考研撰写阮氏家族史时，吴安全参阅了多位文史工作者的学术论著，翻查各种旧档案，包括旧剪报，目前收录在国家档案馆的旧遗嘱，也走访了供奉着早期义兴公司义士神主牌的寺庙。
　　吴安全说，他最初并不知道阮添筹和阮锡禧的关系，却因为对武吉布朗坟场的历史感兴趣，很早就知道武吉布朗坟场姓王山部分，最早的业主叫Wee Hee。
　　他后来在《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的一则旧通告中，看到Wee Hee又名Wee Seh Hee，这才联想到Wee Hee可能是义兴公司的福建帮大总理阮锡禧，于是到档案馆找了Wee Hee的英文遗嘱来研究。
　　遗嘱上虽只用Wee Hee和Wee Tian Siew，却注明Wee Hee的儿子是阮启昌，长孙是阮添筹，这与阮启昌所留下的华文遗嘱相吻合，由此确定Wee Hee就是阮锡禧。
　　阮启昌立遗嘱时，清楚说明他因染重病，将把阮锡禧留给他的遗产交托给游永安，待儿子阮添筹长大再交还给他掌管，如果阮添筹不在世就交给阮添成，阮添成不在便交给阮添铭。

阮添筹祖父阮锡禧是义兴公司福建帮领袖
　　阮添筹是我国早期的著名律师，还一度受清廷赏识，他祖父阮锡禧却是高举着“反清复明”旗帜的秘密会社义兴公司福建帮领袖。
　　义兴公司是天地会二房在海外的繁衍，是马来亚最早成立的秘密会社或私会党组织，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在槟城。莱佛士开埠后不久便传到新加坡。
　　根据学者研究，1850年新加坡的华侨有2万7000人，其中2万人是天地会成员，由此可见，秘密会党在早期华社占据了重要位置。
　　本地学者庄钦永在《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一书中，曾对最早位于劳明达街的五虎祠（又称社公庙）的70余座义兴公司义士的神主牌进行研究，当中就包括了阮锡禧的牌位。
　　祖籍福建思明（厦门）的阮锡禧，神主牌上写着“明赠义士号大总理讳锡禧阮府君禄位”，显示他是福建帮义兴分会的领袖。阮锡禧曾在咸丰八年（1858年）赠横匾“德超孙许”给天福宫，也曾在1867年和1868年捐钱给崇文阁和紫云庙。
　　他儿子阮启昌立于光绪八年（1882）的遗嘱看，吾槽义兴公司建庙时曾向阮锡禧借了钱，阮启昌因此说继承遗产者日后能前去追讨。
　　新加坡义兴公司的代表黄秋水、郭亚头、张馨华等人在1857年2月14日向东印度公司买下劳明达街一个地段建会所总部，据曾经参观过该会所的英国作家威汉（J.D. Vaughan）形容，那是一座美轮美奂的会所，二楼有两个大厅，主殿供奉着五位会社创始人的神位，一般称“五主”或“五虎”。
　　不过到了1890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封禁一切会党活动，义兴公司正式被列为非法组织。1892年8月，颜永成代表义兴公司把上述地产捐给了陈笃生医院。
　　义兴公司内的神主牌，后来被德春板厂主人收集起来供奉，德春号停业后由成昌号接手。1930年，成昌号因扩张厂地把神主牌送到义兴公司旧址的社公庙供 奉。1990年社公庙被拆除，这批文物被接到乌鲁三巴旺金同花园的广福英烈庙，但不到一年，该庙又被征用，因此在1991年4月落户到樟宜的普照禅寺，供 奉至今。




《联合早报》 - 李光耀外家先人四古墓密林中寻获 (2014-07-29)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40729-371041



　　蔡应昌、蔡金鼎父子的墓，吴安全其实过去见过，但没多加留意，也不清楚墓主人身份，直到阅读了本报《寻找人力车夫高长古》一文，才想起建国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外公蔡金鼎和外婆梁亚顺。
　　更巧的是，他的朋友苏亚明（51岁）正好在那个时候用手机，把蔡应昌墓和蔡金鼎墓的照片传给他，马上引起了他的兴趣。专门帮人打理墓园的苏亚明，从小 在陈牛廊（武吉布朗昔日村子）长大，对新恒山亭和武吉布朗了如指掌。他认识吴安全后，每次发现大型古墓，就会拍照传给吴安全看。

古墓藏在密林里
　　本月中的一个早上，本报记者随吴安全、苏亚明和林志强走入被喻为“老山”的新恒山亭后，发现蔡应昌、蔡金鼎和萧玉銮的墓确实藏在人迹罕到的密林里，蔡家后人恐怕早已找不到那里。苏亚明是因为经常在山里走动，加上他曾祖父的墓刚好与蔡金鼎墓为邻，才会发现这一组古墓。
　　吴安全、林志强找到蔡家三位先人的墓后，发现李光耀外婆梁亚顺的墓不在其中，于是翻查旧档案，通过下葬记录册找到她位于武吉布朗的墓。
　　本报后来走访李光耀的弟弟李祥耀医生，从李医生那里拿到蔡家后人所整理的一份简单家谱，再把这家谱与墓碑上的名字对比，理出了一个头绪来。
　　蔡家另外两位后人，退休会计师薛强发和薛强和告诉本报，他们每年清明都会到外祖母梁亚顺的墓拜祭，但早已不清楚外祖父和曾外祖父的墓在哪里。如今被重新发现，他们将找时间到坟前祭拜。
　　这两兄弟的母亲蔡修娘是蔡金鼎与梁亚顺所生的最小女儿，即李光耀母亲蔡壬娘（又作任娘，过去译成认娘）的妹妹。蔡修娘是在1937年与薛清江举行华人婚礼，当时还上报。

李光耀曾外祖父百年古墓极大
　　《李光耀回忆录》中说，在传统华裔家庭里，结了婚的女儿与丈夫、孩子若住在外家，通常不为社会所容，但对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家庭来说，这却是常有之事。

能找到的资料很有限
　　蔡金鼎虽是在新加坡出世，他父亲蔡应昌却是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人，他们可说是典型的峇峇家庭。蔡应昌位于新恒山亭的127年古墓非常大，估计长40英尺，宽24英尺，显示他生前显赫，只可惜今天能找到的资料很有限。
　　蔡金鼎和第二任妻子萧玉銮的墓就在蔡应昌墓旁边，但规模小得多。
　　根据旧地图，这三座墓所处的位置就在原来的布朗山。
　　蔡应昌墓碑上记录着他是在“光绪丁亥年岁次梅月吉旦”即1887年4月去世，碑上面有朱雀浮雕，墓肩有龙的雕刻，供桌下有麒麟、仙鹤和鹿的图案。
　　墓前对联则显示这是很讲究龙脉与风水的古墓。里头的对联写着“龙挺旗鼓天门开、虎拒艮宫地户闭”，外面的对联是“排衙之砂真有情、癸向艮流富贵龙”。
　　蔡应昌的墓碑上刻着孝男金鼎和孝女妙娘、淡娘和贞娘，不过蔡家后人所整理的家谱则显示他还有另外两名儿子蔡金忠和蔡金泰。他们的名字为何不在墓碑上则不得而知。
　　比三名妻子长寿的蔡金鼎（1865-1944），墓碑上刻着六男八女的名字，当中少了梁亚顺所领养的敬成，却不清楚为何还少了两名小女儿心娘与修娘的名字。一个可能性是刻碑文时“抄袭”萧玉銮的碑文，以致漏掉两名小女儿。
　　萧玉銮是在中国刚“变天”，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之际离开人世的。她逝于“辛亥十月十六日旦”（1911年12月6日），孙中山当时正从美国回返中国途中，所搭乘游轮一个多星期后抵达新加坡，他还在陈武烈位于花芭山腰的金钟别墅住了一晚。
　　中国是在1912年1月1日才改年号为民国元年，但萧玉銮的墓已率先启用民国年号，只不过当时情况有点混乱，把国号、年号颠倒用，以致出现“中华辛亥十月十六日旦”和“民国故妣谥玉銮萧氏墓”。

李光耀在外公别墅出世
　　李祥耀医生说，他祖父李云龙和外公蔡金鼎都是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离开人世。外公去世时他11岁，至今还记得母亲蔡壬娘操办丧礼的情景。
　　生于1865年，卒于1944年的蔡金鼎，墓碑上的祖籍是福建漳州海澄陈莊。
　　在李祥耀印象里，外公相当有钱，住在很大的房子里，为人很慷慨，经常给孙子们钱去买橄榄、酸梅等零食。

洋房很有气派
　　他说，大哥李光耀是在外公位于甘榜爪哇92号的两层楼别墅出世的，他至今还有一张旧照片，是他外公、外婆、母亲、众多阿姨和舅舅们在那栋大房子前拍摄的全家福。
　　蔡家后来搬到直落古楼罗弄L的另一栋大房子。根据1928年7月27日刊登在《海峡时报》的一则出租广告，甘榜爪哇的别墅有煤气、水、电话、车库和网球场，是很有气派的洋房。
　　李医生说，外公娶过三名妻室，第一任妻子萧翠銮和第二任妻子萧玉銮是姐妹，他和萧翠銮生了一男三女，和萧玉銮育有二男三女，和第三任妻子梁亚顺生了三男四女。
　　根据《李光耀回忆录》的记载，梁亚顺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坤甸的客家妇女，嫁给蔡金鼎之前是育有两名年幼孩子的年轻寡妇。李光耀的母亲蔡壬娘是她与蔡金鼎所生的长女。
　　李医生说，外公除了拥有甘榜爪哇和直落古楼的洋房，还曾买下克雷摩路（Claymore Road）的好多栋房子，但后来受到经济大萧条影响而将之变卖。
　　林志强找到的旧报章资料显示，蔡金鼎曾是东海岸巴刹的业主，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则曾提到外公在菜市拥有大片树胶园，他们家有时会坐牛车到园丘度假。
　　蔡金鼎虽是成功商人，但从旧档案看，他只活跃于1893年创立的互助组织正气轩（Cheng Kee Hean Association）。1921年11月，这个组织庆祝25周年时，曾在蔡金鼎上述甘榜爪哇别墅举行盛大庆祝会，他当时任正气轩副会长。

外婆梁亚顺坚持要李光耀读中文
　　李光耀外婆梁亚顺的墓，坐落武吉布朗半山腰，不是很大，却也不小，维持得相当好。根据《李光耀回忆录》，梁亚顺生过9名儿女，但墓碑上却刻着7名孝男和10名孝女，共17名儿女的名字！另外还有7名内孙和6名内孙女。
　　李祥耀医生说，外婆墓碑上的一名儿子蔡敬生其实是她结拜姐妹的儿子，本姓陈，后来被外婆领养。另一名女儿发娘（也有写成活娘）则是梁亚顺与前夫所生女儿。梁亚顺墓碑上的众多儿女，包括蔡金鼎与两位萧氏所生儿女。
　　最有意思的是墓前的对联，把原本指为官清廉的“眼前皆赤子、头上是青天”改成“源前皆赤子，益上是青天”。这是否在比喻她公平对待众多儿女，把他们视为“赤子”？另一对联是“自得山中趣，谁论世上名”。
　　梁亚顺与蔡金鼎除了把女儿蔡壬娘许配给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外，还让两人所生的大儿子蔡敬和迎娶李进坤的妹妹李金娘。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这位外祖母对他的教育很有一套看法，还不满6岁便坚持把他送到设在亚答木屋内的私塾，老师每天让孩子背诵古书。
　　他向母亲诉苦后，母亲代他向外婆说情，但外婆坚持他一定要读些中文书，于是送他到如切台浚源学校。这学校设施像样多了，有10间课室，每班35至40名学生，但年幼的李光耀还是觉得华文难学。两三个月后他再向母亲恳求，这一次外祖母终于答应让他转到英校。
　　根据坟墓上的记录，李光耀这位坚持要他读点中文的外婆是在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初二，即1934年10月9日与世长辞。她生于1881年，比蔡金鼎小了16岁。
　　从旧档案中还知道梁亚顺曾于1916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联合其他马来亚妇女购买战机送给英国政府，她当时捐了10元。
　　本报后来走访李光耀的弟弟李祥耀医生，从李医生那里拿到蔡家后人所整理的一份简单家谱，再把这家谱与墓碑上的名字对比，理出了一个头绪来。




《联合早报》 - 碑文只刻梁壬癸谥号“振荣”凤山寺创建人古墓深藏武吉布朗坟场 (2014-05-05)



http://www.zaobao.com.sg/social/mix/story20140505-339613



　　国家古迹凤山寺最早一位创建人梁壬癸的迁葬墓，原来一直藏在武吉布朗坟场深处。本地学者和文史工作者虽然很早便留意到他那座清代古墓，却因碑文上只刻他去世后才用的谥号，迟迟未认出墓主人身份。
　　根据档案记录，梁壬癸（谥振荣）和妻子余文娘（谥勤慎）、儿子梁瓒福（谥敦睦）、儿媳徐音娘（讳育娘）的迁葬墓，是在1927年4月26日从其他地方迁到武吉布朗，至今依然并列在坟场内一个荒芜角落。
　　寻墓人吴安全过去曾留意到这一组清墓，学者庄钦永30多年前在抄录碑铭时，曾将其中一些墓的碑文收录在他所出版的书中，但当时并不知道墓碑所刻的“皇清显考谥振荣梁公”，其实就是梁壬癸。
　　吴安全最近与本地文史工作者、也是武吉布朗人（Brownies）的林志强、洪毅瀚等联手研究、考证后，才确认“梁振荣”就是那位在“清道光丙申年”，以“总董”身份在“丹戎巴葛之山阿”创建凤山寺的“梁壬癸”。
　　其实，有关梁壬癸的资料一向稀少。他与凤山寺的特殊关系，是在五年前经由本地文史工作者吕世聪和洪毅瀚联手研究拼凑后，才变得明确清晰。
　　他们当时所掌握的史料显示，凤山寺是清道光丙申年（1836年）创建，当时以“梁壬癸为总董”。凤山寺近几年因修复工程出色，连连得大奖。
　　不过有很长一段时间，梁壬癸的身份是个谜，直到洪毅瀚从宗谱着手，才有了新发现。凤山寺祖庙来自南安诗山，洪毅瀚在国大图书馆找到台湾所出版的《诗山凤坡梁氏宗谱》后，发现梁壬癸原来是梁天成和梁美吉的弟弟。
　　梁家三兄弟中，梁美吉（1787-1839）还大有来头，原来他是马六甲青云亭第一任亭主，也是槟城广福宫董事。当时的青云亭亭主，相等于华社最高领袖，广福宫则是槟城过去的重要华人组织。
　　直落亚逸天福宫立于道光三十年（1850）的碑上，也能找到梁壬癸的名字，原来天福宫在1840年创建时，梁壬癸曾捐了24元。
　　修于光绪十年（1884）的梁氏宗谱，显示三人的父亲是生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梁自树（字亨珠、号玉树），早年间到马六甲谋生，最后葬在马六甲。宗谱有关于梁壬癸的资料不多，只说他和兄长在马六甲开拓事业，生卒年不详。
　　吴安全说，他一年前开始研究道光年间的古墓时，便留意到凤坡人“梁振荣”置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坟墓。他也知道吕世聪、洪毅瀚对梁壬癸所做的研究，总觉得两者有一些关系。
　　他后来从网上的迁葬档案记录中找到Neo Jin Quee和儿子Neo Chan Hock，以及他们的妻子Ee Boon Neo及儿媳妇Chee Im Neo于1927年从他处迁到武吉布朗的纪录，开始和林志强、洪毅瀚一起对这组古墓展开田野调查。
　　他们从“梁振荣”碑上看到他有两个儿子瓒安和瓒福，而瓒福显然与Neo Chan Hock吻合，由此再推断“梁敦睦”是梁瓒福的谥号。梁瓒福的墓碑是在“同治六年”（1867）安置，他有两名儿子源财和源明。
　　梁壬癸之妻余文娘（谥勤慎）显然比儿子长命，她那个安置于光绪九年（1883）的墓碑，是由孙子源财和源明所立。梁瓒福之妻徐音娘（讳育娘）的墓则是安置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墓碑被树根攀缠不易辨认
　　吴安全、林志强和洪毅瀚最近带领本报记者寻访梁壬癸家族的迁葬墓时，发现上述四座墓并排在一起，当中梁壬癸的墓最不容易辨认，墓前长了一棵大树、墓碑被树根攀缠，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后人造访。
　　四个迁葬墓应该是由后人在同一个时候修建的，因此格局、大小差不多一样。梁壬癸、余文娘和梁瓒福的墓还用了相同的瓷砖做墓肩装饰，徐音娘的墓肩上写着后人的名字，因此没贴瓷砖。
　　至于这组古墓是从何处迁来的，林志强认为还有待考察，因为那个年代除了大家所知道的旧恒山亭，还有不少私人墓园。
　　吴安全最近还在新恒山亭找到梁家后人的墓，那是梁壬癸孙媳妇陈懿恭（梁源财之妻）之墓，并从墓碑上知道梁源财有三名儿子鸿成、鸿珠和鸿金。
　　陈懿恭墓上刻了一幅对联“天輔穴向天官星-氣從左腧通玄灵”，是中国古代风水师赖布衣著作《催官篇》的句子。从报章档案中，他们还知道鸿珠和鸿金两兄弟，战前曾为遗产问题打过官司。



《联合早报》 - 百年古墓寻主终有获 峇峇富商后人认祖坟 (2013-10-13)





<<联合早报>> - 本地最大潮州人墓园 佘有进之墓或“让位”给建路计划 2012-11-25



http://www.zaobao.com.sg/sp/sp121125_006.shtml


领头创办义安公司的佘有进之墓位于大巴窑西路，靠近汤申路的丛林里。陆交局去年公布南北高速公路路线图，从大巴窑坡衔接市区的南部路段，途经汤申路、武吉知马路和奥菲亚路。现在仍未能确定佘有进的墓园是否会受影响。
　　静静长眠在丛林50多年，领头创办义安公司的本地先驱佘有进之墓终被寻获，不过它是否会受建路工程影响而被迁徙，目前仍是个未知数。
　　佘有进又名佘邦从，1883年逝世。他葬身之墓，至今最少有129年历史，相信是本地所发现的最大潮州人墓园，也是首个私人坟山（Grave Hill）。
　　坟山位于大巴窑西路，靠近汤申路的丛林里，面积估计至少30英亩，约相等于17个足球场面积般大小，曾属于佘有进种植园“振春园”的园地。
　　亚洲超自然侦探协会创办人吴安全，受佘有进外玄孙女之托寻找佘有进之墓，过后与弟弟吴安龙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在上星期五（16日）找到墓园。

墓园没入丛林里
　　本报记者昨早随吴安全到坟山去，尽管坟山旁就是马路和高楼，但一般人大概不会想到，密林中葬着一位先驱。由于多年来无人照料，整个墓园完全没入丛林里，外头根本看不出端倪。
　　即使有人带路，约三四百米的“山路”，也得走上十多分钟。
　　吴安全说：“我是在去年11月收到一名大学同学，也就是佘有进外玄孙女的电邮，托我帮忙找先祖佘有进的坟墓。经过一年的资料收集，包括翻找百多年前的报道和佘有进拥有的种植园地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大巴窑西路的这片丛林。”
　　两兄弟在寻觅的过程中，遇上眼镜蛇、四脚蛇和大黄蜂。为了要避开眼镜蛇和四脚蛇，他们数次改变原订寻墓的线路，最后在杂树丛生而且藤蔓缭绕的密林间，看到湮没已久的古墓。

佘有进坟墓面积 料接近王三龙之墓
　　至今为止，本地所发现的最大坟墓是在武吉布朗（Bukit Brown），属于闽籍富商王三龙和妻子的合葬墓，面积有五六百平方米，相当于十个三房式组屋单位般大小。
　　刚被发现的佘有进坟墓，园地还没有清理干净，无法确定墓园的占地面积，不过吴安全估计佘有进墓园和王三龙墓园不相上下。
　　吴安全从周围树木生长情况推断，佘有进的墓园应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没有后人来祭拜和清理。
　　佘有进与两名妻子陈明月和陈明珠合葬，妻子两人是姐妹，是当时马来亚霹雳州甲必丹陈亚汉的女儿。
　　千辛万苦找到一位本地先驱之墓固然欣慰，不过从沿途的一些辟路标志看来，吴安龙担心这个墓园可能因南北高速公路的建设计划而被迫让位。
　　吴安龙说：“还好及时发现这个墓，不然等铲泥车来了，可能就太迟了。”
　　陆路交通管理局去年公布南北高速公路路线图，从大巴窑坡（Toa Payoh Rise）衔接市区的南部路段长5.6公里，全建在地下，途经汤申路、武吉知马路和奥菲亚路（Ophir Road）。现在还不能确定佘有进的墓园是否会受影响。
　　墓园所在地现为国有土地，1952年当时的英殖民政府征用种植园土地建设社区医院，不过墓园部分地段至今尚未开发。

墓园真属佘有进？学者：八九不离十
　　墓碑上记录的墓主为佘邦从，佘有进的这个辈名鲜为人知，也罕有出现在文献记载中。
　　这个墓园是否真属于佘有进，对本地潮州社群历史颇有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志贤博士认为，应该“八九不离十”。

三点推断墓园主人
　　他解释说，佘氏家世的辈序排列确实有“邦”和“勉”字辈，佘有进属“邦”字辈，他的儿子佘连城是“勉”字辈。这与本地著名文化人潘醒农1950年所编的《马来亚潮侨通鉴》里，转载的一份光绪追封官爵诰文中记录的名称符合。
　　另一方面，墓碑上刻有两名夫人的名字陈明月和陈明珠，根据史料佘有进的妻子姓陈而且是姐妹关系。古墓的发现地点也和文献记载颇为相符。
　　因此，他说：“大致可从这三点推断这个墓园属于佘有进。”
　　不过李志贤说，还有些重要细节必须查证，才能完全肯定墓主的身份，像转载的诰文的原始出处，还有这么多年来为什么鲜少有人提到佘邦从就是佘有进的辈名。
　　如果能确定这就是佘有进之墓，李志贤认为这对研究佘氏家族的历史事迹，将有很大的帮助。
　　李志贤举例说，光绪追封佘邦从和两名太太的诰文，写于光绪20年（1894年，大约佘有进死后十年）。
　　这个封号，不是佘有进买官而得，更可能是佘有进儿子佘连城主导所致，因此可以从中研究佘连城和满清政府间的关系。
　　他说：“佘有进是本地潮人重要先贤，也是义安公司创始人，如果墓主确定是佘有进，希望本地潮社和义安公司能够关注如何保留这位先贤的古墓。”

谁是佘有进？
　　人称甘蜜大王的佘有进，1805年出生于中国潮汕澄海县。他在1823年18岁时来到新加坡当文员，为船舶理账，过后晋升为船舶业代理人，后购买种植园种植胡椒、甘蜜，成为大富商。
　　他在1837年娶了霹雳州甲必丹陈亚汉的女儿为妻，但妻子不久因天花去世，接着娶了妻子的妹妹续弦。
　　佘有进有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其中佘连城和佘柏城也是华社中的名人，曾被英国殖民地政府封为太平绅士（Justice of Peace）。
　　1845年以佘有进为首的一群潮州人创办了义安公司，照顾本地潮籍移民的宗教与福利，包括料理他们的身后事。
　　佘有进在1883年去世，享年78岁，中峇鲁的有进街（Eu Chin Street）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联合早报>> - 受影响坟墓中 邱菽园薛中华 是两重要先贤 (2012-03-20)



<<早报网>> - 受影响坟墓中 邱菽园薛中华 是两重要先贤 (2012-03-20)
http://www.zaobao.com.sg/sp/sp120320_014.shtml



　　即将受道路工程影响的3746个坟墓中，不乏深具文史价值的坟墓，而这其中就包括了曾积极推动新马一带的女学和儒学运动的邱菽园、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薛中华及新世界游乐场创办人王文达的元配温深娘等。
　　具有文化历史价值却受工程影响的武吉布朗坟墓约17个，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早期华社有深远影响的标志性文化人邱菽园，以及担任过中华总商会会长、福建会馆主席的华社领袖薛中华。
　　在墓碑上以“处士”（善于自处，不求闻达）自居的邱菽园，曾被冠予“晚清名士”、“星洲才子”、“南侨诗宗”等雅号。他死后在武吉布朗安息了70多年，如今却因道路工程扰了清宁。
　　曾经对邱菽园做过深入研究的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李元瑾在听到消息后，对新加坡即将失去如此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深表遗憾，也感到无限惋惜。

推动新马儒学运动

　　事实上，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及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去年年底才办了一个“邱菽园研讨会”。李元瑾当时还撰文指出：“他在星洲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姿，洗涤南岛穷荒之气，甚至推动东亚地区中华文化的交流。”正是像他这样的杰出先贤人物，为新加坡的历史增加了厚度和重量。
　　1874年11月12日在福建漳州海澄县出世，1941年12月1日卒于加东东滨小阁的邱菽园，也是本地著名报人，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1912年承办《振南日报》，1929年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主编《繁星》。
　　邱菽园也是新加坡女学运动的倡导人之一。1899年，邱菽园与林文庆、陈合成、宋旺相等合创新加坡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6000元的建校基金，他独捐3000元。
　　他是一百年前新马儒学运动的两位倡导人之一，另一位是林文庆。邱菽园当年把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迎到新加坡，还慷慨捐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勤王大举，是让新加坡和中国政治发生关系的关键性人物。
　　原名邱炜萲的邱菽园，父亲邱笃信（1820年-1896年）经营米业致富，店铺名为恒春号。邱菽园8岁随父母来新加坡，15岁回海澄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21岁中举人，次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落榜，从此绝意仕途。
　　本报几个星期前走访邱菽园的墓地时，发现墓旁那棵高大的木槿开得正红，诗人当年为自己立生圹所题的诗也依然：“海山无地筑仙龛，埋骨犹能跃剑潭，日下三征终不起，星洲一卧忍长酣，飞花恍悟前身蝶，抚碣思停异代骖，弗信且看坟草厺，年年新绿到天南。”
　　另外，很多人不知道本地其实有一条小路纪念邱菽园，那便是在巴西班让推迁路（纪念林推迁）的支路菽园弄（Siok Wan Close）
　　另一个受影响的重要坟墓是薛中华之墓。薛中华是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1793-1847）的曾孙，生前是汇丰银行买办，担任过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领导职位，也是英殖民地政府所委任的太平局绅。
　　除了薛中华，薛氏族人还有不少墓园受到影响，包括薛中华母亲（薛有文之妻）和薛有礼之妻的坟墓。薛有礼是《叻报》创办人。
　　股票行继贤公司创办人、同盟会会员邱继显之墓也受道路工程影响。邱继显有语言天赋，经常在同盟会的活动上担任翻译。这名祖籍海澄的股票经纪是在1966年1月18日离开人世的。
　　其他墓地受影响名人包括同盟会会员王声世、潮州商人兼市政局委员林锦成及曾担任印尼望加丽岛（Bengkalis）甲必丹的黄深渊等。
　　武吉布朗最大的独葬墓也受道路工程影响。这个不久前才被“发现”的大型坟墓属于新世界游乐场创办人王文达的元配温深娘。武吉布朗最大墓区是王三龙和妻子的合葬墓，王三龙是温深娘的家翁。




<<晚报>>新闻 - 14岁男生高祖坟前庆生 - 2011-10-24

"OMY 新闻" - 花一个多月10次上坟山陈笃生玄孙寻获陈武烈古墓
http://news.omy.sg/News/Local+News/Story/OMYStory200908021545-80027/3.html




陈笃生的玄孙陈继廉花了１个多月寻获陈武烈古墓。

　　陈笃生玄孙10次上坟山，寻获先贤陈武烈的古墓。
　　陈笃生的玄孙陈继廉（62岁，家具商），向来致力于研究陈笃生族谱。为了寻找陈笃生曾孙陈武烈的长眠之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报馆、国家档案局、国家环境局找到俗称咖啡山的武吉布朗坟场，终于让这个有75年历史的古墓重见天日。
　　陈继廉说，陈武烈是陈笃生的曾孙，是早期福建会馆的领导人，也是孙中山的挚友之一。
　　“今年清明节，当我们到其他陈家先贤的墓前祭拜时，我突然想起了他，认为我们这些后人，有必要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
　　陈继廉说，由于他受英文教育，华语不灵光，为了要找到陈武烈的坟墓，他特地邀请一位中国朋友王芙蓉帮忙。
　　他们在国家档案局找到了陈武烈坟墓在武吉布朗坟场的墓址。
　　但是武吉布朗坟场历史悠久，范围广大，陈继廉和王芙蓉去了好几次都找不到，反而被蚊子叮得满身都是，后来，他们向国家环境局要了一张地图按图索骥，但还是找不到。
　　最后，他们在两个守墓人的帮助下，终于在6月下旬找到了陈武烈的坟墓，并进行修葺，重现了原貌。
　　他说，他前后上坟山10次，才有了收获。
　　为了纪念这一次别具意义的寻墓之旅，陈继廉也请王芙蓉帮他以中文投函到本报，对当局的协助表示感激。

陈武烈是同盟会会员
　　陈武烈是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到南洋时，曾住他家。
　　根据资料，陈武烈是陈笃生长子陈金钟的孙子，他曾是总督辅政司的座上客，也曾被暹王授予荣衔。
　　他是天福宫和福建会馆的主要领导人物，担任陈笃生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多年。
　　此外，陈武烈是同盟会的会员，是中国革命英雄孙中山的挚友之一。
　　据说，陈武烈还曾经在故居“陈金钟大厦”接待过孙中山，让孙中山在1911年过境新加坡时留宿一夜。“陈金钟大厦”也因为这段小插曲，更添历史光彩。
　　1934年，陈武烈在上海因脑出血逝世，享年60，遗体火化后运回本地安葬，“陈金钟大厦”也因而出售。

一度找错坟
　　坟墓被树干、灌木遮盖，一度找错坟。
　　陈继廉说，武吉布朗坟场有不少1930年代的坟墓，有一次，他们以为找到了，结果却发现那名往生者是女性。
　　“仔细检查，我们发现，‘门牌’没错，原来是区块错了，不过，我们也没有因此放弃，而是继续找。”
　　当陈继廉找到陈武烈真正的坟墓时，吓了一跳。“由于陈武烈的后人多在国外，坟墓多年来无人打理，所以那些树干、灌木已经完全包围住坟墓，清洁工人花了1天半才把坟墓打扫干净，但坟墓上的字迹、油漆已全部脱落，所以，我也请人重新修葺一番，以后，我会常来打理。”
　　陈继廉说，陈武烈坟墓的设计独特，墓的两旁各有6道“金光”，相信是受到国民党党徽设计的影响。

 

无限江山笔底收：《新加坡早期中文报业特展》

May 4, 2016, 8:4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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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pecial exhibition offers a keen insight into the past where newspaper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connec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to their homeland. It will showcase more than 100 images and artefacts associated with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prominent individuals who shaped the newspaper industry and the early printing industry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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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通史》新书推介暨民间修史讲座

May 12, 2016, 5:0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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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备了三年多，聚集新马、中国、香港、澳洲、日本等海内外37位历史学者撰写的《新加坡华人通史》，已于去年11月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主持发布仪式，作为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周年及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30周年庆典的献礼。
　　此次《新加坡华人通史》将在南方大学学院进行新书推介，并由该书主编柯木林进行一场“民间修史—《新加坡华人通史》出版了”讲座，南方大学学院资深副 校长王润华教授将为该书进行点评。这场新书推介暨沙龙讲座将于5月17日（星期二）晚上7点30分在南方大学学院125会议室举行，亦是为第62场南方沙 龙人文专题讲座。此项活动是由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主办。
　　这部80多万字、厚826页，有300多幅插图的史学巨著《新加坡华人通史》，可说是新加坡历史上一项大规模、有计划的民间修史工程。这本书的出版， 打破了过去百年来新加坡华社没有一部系统的华人通史的尴尬局面，填补了目前世面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华人通史的空白。这也是近百年来第一部以华文撰写 的华人通史，一部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完成的史学巨著，意义非凡。
　　《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内容涵盖面广，时间跨度大（从14世纪迄今含700年历史），是一部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史著。为了让本地读者进一步认识 《新加坡华人通史》，我校特别邀请该书主编，也是新加坡的著名历史学者柯木林为我们讲述出版《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动机、意义及其亮点。
　　柯木林，新加坡著名历史学者，南洋大学历史系毕业，获一等荣誉文学士学位，曾于澳洲Monash  Mt Eliza Business School进修企业管理课程。过去十数年一直在华经商工作，对中国历史文化亦有所精专。著有：《新加坡华族史论集》(1972年)、《石叻古迹》（1975年）、《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1986年）、《新华历史人物列传》（1995年）、《石叻史记》(2007年) 及《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2012年）等。2015年11月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作为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年的献礼。
　　本场沙龙讲座入场免费，并备有茶水招待。欢迎有兴趣的公众人士出席。详情可联络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高级执行员袁家芸：07-5586605(转136)，电邮：pkyen@sc.edu.my。

第62场南方沙龙人文专题讲座主讲人
新加坡著名历史学者柯木林




　　《新加坡華人百年史》，英文本，於1923年出版，作者是宋旺相。，1993年，中譯本出版。
這可說是第一本新加坡華人通史。
　　92年後，為慶祝新加坡建國50周年，另一本內容更豐富，涵蓋面更廣的(新加坡華人通史)，正式面市了。
比之宋旺相的(新加坡華人百l年史)，它才是一本名符其實的新加坡華人通史。
相較之下，大馬華社顯然遜色的多了，迄今一本猶如宋旺相版本的華人史，依然缺席，更何況一本馬來西亞華人通史?
　　5月17日晚上7時30分，在南方大學學院舉行(新加坡華人通史)新書推介禮暨民間修史講座會，主講人柯木林，正是全程參與這本(新加坡華人通史)編寫工作的其中一位著名歷史學者。 他將以現身說法，與大家分享參與這項工作的點點滴滴。
　　當晚的點評人是王潤華教授，也可從他的點評中，從中領會本書的優缺點。
　　馬新華人歷史，是無法切割的，大馬歷史學者，或可從中吸引有益的經驗。為未來撰寫(馬來西亞華人通史)作好准備，此場講座會之重要性就在此，希望各界能踴躍出席。 (作者：舒庆祥）



星洲网-《新加坡華人通史》17日南方大學學院推介
http://mykampung.sinchew.com.my/node/416674


該書主編柯木林屆時主講“民間修史—《新加坡華人通史》出版了”講座，南方大學學院資深副校長王潤華教授將為該書進行點評。

這場第六十二場南方沙龍人文專題講座，是由南方大學學院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主辦。

籌備了3年多，聚集新馬、中國、香港、澳洲、日本等海內外37名歷史學者撰寫的《新加坡華人通史》，共80多萬字、厚826頁，有300多幅插圖的史學巨著《新加坡華人通史》，可說是新加坡歷史上一項大規模、有計劃的民間修史工程。

打破獅城沒華人通史局面

這本書的出版，打破了過去百年來新加坡華社沒有一部系統的華人通史的尷尬局面，填補了目前世面上還沒有一部完整的新加坡華人通史的空白。

《新加坡華人通史》的內容涵蓋面廣，時間跨度大（從14世紀迄今含700年歷史），是一部介於“學術與通俗”之間的史著。

該書主編，也是新加坡的著名歷史學者柯木林將講述出版《新加坡華人通史》的動機、意義及其亮點。

柯木林，新加坡著名歷史學者，南洋大學歷史系畢業，獲一等榮譽文學士學位，曾於澳洲Monash Mt Eliza Business School進修企業管理課程。過去十數年一直在華經商工作，對中國歷史文化亦有所精專。著有：《新加坡華族史論集》(1972年)、《石叻古跡》（1975年）、《新華歷史與人物研究》（1986年）、《新華歷史人物列傳》（1995年）、《石叻史記》(2007年)及《世界福建名人錄•新加坡篇》（2012年）等。2015年11月主編《新加坡華人通史》，作為新加坡共和國建國50年的獻禮。

講座入場免費，並備有茶水招待，歡迎有興趣公眾人士出席。詳情可聯絡南方大學學院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高級執行員袁家芸：07-558 6605（轉136），電郵：pkyen@sc.edu.my。（星洲日報‧大柔佛）



自紐約曼哈頓赫德遜河畔, 祝賀, 馬來西亞南方大學主辦 "第62場南方沙龍人文專題講座"(2016/5.17) 大功告成

\\敬致南方沙龙圈内关怀朋友：

诚邀出席第62场南方沙龙人文专题讲座系列
题目 ：《新加坡华人通史》新书推介暨民间修史讲座
主讲人 ：柯木林
日期 ： 17th  May 2016（星期二）7:30 p.m-9:30pm
地点 ：南方大学学院 Room 125
讲座门票 ：免费

简介：
    筹备了三年多，聚集新马、中国、香港、澳洲、日本等海内外37位历史学者撰写的《新加坡华人通史》，已于去年11月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主持发布仪式，作为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周年及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30周年庆典的献礼。
    此次《新加坡华人通史》将在南方大学学院进行新书推介，并由该书主编柯木林进行一场“民间修史—《新加坡华人通史》出版了”讲座，南方大学学院资深副校长王润华教授将为该书进行点评。这场新书推介暨沙龙讲座将于5月17日（星期二）晚上7点30分在南方大学学院125会议室举行，亦是为第62场南方沙龙人文专题讲座。此项活动是由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主办。
    这部80多万字、厚826页，有300多幅插图的史学巨著《新加坡华人通史》， 可说是新加坡历史上一项大规模、有计划的民间修史工程。这本书的出版，打破了过去百年来新加坡华社没有一部系统的华人通史的尴尬局面，填补了目前世面上还 没有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华人通史的空白。这也是近百年来第一部以华文撰写的华人通史，一部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完成的史学巨著，意义非凡。
    《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内容涵盖面广，时间跨度大（从14世纪迄今含700年历史），是一部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史著。为了让本地读者进一步认识《新加坡华人通史》，我校特别邀请该书主编，也是新加坡的著名历史学者柯木林为我们讲述出版《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动机、意义及其亮点。
    柯木林，新加坡著名历史学者，南洋大学历史系毕业，获一等荣誉文学士学位，曾于澳洲Monash  Mt Eliza Business School进修企业管理课程。过去十数年一直在华经商工作，对中国历史文化亦有所精专。著有：《新加坡华族史论集》(1972年)、《石叻古迹》（1975年）、《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1986年）、《新华历史人物列传》（1995年）、《石叻史记》(2007年) 及《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2012年）等。2015年11月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作为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年的献礼。
    本场沙龙讲座入场免费，并备有茶水招待。欢迎有兴趣的公众人士出席。详情可联络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高级执行员袁家芸：07-5586605(转136)，电邮：pkyen@sc.edu.my。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敬上




柯木林新书推介暨民间修史讲座流程





 

《东南周末讲坛 创办十周年回顾》

May 15, 2016, 6: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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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周末讲坛 创办十周年回顾》
http://u1049682.jisuapp.cn/index.php?r=pc/Index/InvitationPreview&iswhere=2&id=1316705














 

传统与前卫

May 20, 2016, 6: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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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柯木林：传统与前卫 (2016-05-21）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60521-619746


　　陈金声（1806年至1864年）是19世纪新加坡的富商，一百年前“丰兴陈”三个字妇孺皆知。这个家族十分显赫，一个多世纪以来，陈金声家族对新加坡社会的建设与对教育的贡献，值得一书。
　　细读《陈金声遗嘱》，陈金声精神躍然纸上。《遗嘱》共八页，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主体部分，有六页，曙期1862年4月13日，是陈金声辞世前两年所立；后半部是两页的附录，日期为1863年12月17日，即陈金声辞世前三个月补上的。整份《遗嘱》约5350字，全部以英文书写，但最后一页“陈金声”却以中文签名，十分醒目。
　　《陈金声遗嘱》目前在国家图书馆的《书库珍藏》览中亮相。《遗嘱》交代了家人在他辞世后要进行传统祭祀仪式，并注明用5000西班牙元为其丧葬费；而在让四名儿子继承庞大财产的同时，两名女儿和妻子也各获得部分遗产。
　　《遗嘱》中更突显了陈金声对教育与社会公益的热心，清楚地写明萃英书院及新加坡书院（今莱佛士书院）各得他捐款600西元；陈笃生医院得捐款1000西元。此外，他亦捐款给在马六甲的医院与“大众爷”的华人庙宇或慈善机构500西元。垂暮之年，对坡人事业犹耿耿于怀，这种精神令人感动。
　　《遗嘱》中有“神主祭金”之设立，用以照顾远在中国故里的兄弟及其后人，并嘱咐家人今后祭祀他本人、先祖或已故家人，宜以华人传统的祭拜仪式进行。
　　陈金声之所以成为殷商，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祖父于18世纪到马六甲经商，父亲在马六甲出世，本人也诞生于马六甲。陈金声幼年就读私塾学堂，同时进入教会学校学习英文和荷文，因兼有东西教育两种文化背景，在与洋人打交道时，如鱼得水。
　　从《遗嘱》上看，陈金声显然是投资房地产致富。他拥有不少房地产，在直落亚逸街有房产，在菲立街、嘉宾达街等地段均有置业。这些黄金地段的房产，其子女都分得部分产权。《遗嘱附录》亦强调后世子孙如果放弃华人礼俗信仰而改信其他宗教，则无权继承遗产。可见早期的峇峇是比传统的华人还传统。峇峇日后西化，那是后话。
　　一般史书记载陈金声的祖籍只是写“福建省永春县”，我们从《丰山陈氏族谱》（目前保存在他的六世孙陈长德手中）,可以明确知道其祖籍地就是现在的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丰山村。陈金声共有四男二女，四男分别为陈明水、陈明惠、陈明岩、陈明月。二女名陈玉喜、陈玉合，皆为原配夫人林财娘所出。这些名字都出现在《陈金声遗嘱》中。陈金声原配夫人早逝（年仅35岁），嗣后续娶林绸娘，无所出。陈金声也有一嗣子（元泉）及一养女（玉凉娘）。
　　我们再对照《丰山陈氏族谱》，丝毫不误。陈明水（长子）与陈明岩（三子）是《遗嘱》的信托人。陈金声同时也有把部份财产分给两个女儿。根据传统习俗，一般出嫁的女儿是很难分得遗产的。从这点上说，《陈金声遗嘱》确是有其前卫性。
　　有趣的是，《陈金声遗嘱》特别提及长孙陈若锦（时年5岁，陈明水之子）。可能是长孙缘故，陈若锦分得的款数最多（2万西元），但只能在满21岁时才可兑现。后来历史证明，陈若锦是陈金声后人中较为杰出的一位。
　　陈金声颇有人情味，他对续弦夫人林绸娘及在故里的弟弟陈应仪也有妥善安排。《遗嘱》说，平时馈赠林绸娘的珠宝手饰，悉数归她继续拥有。只要她不改嫁，可以享有其部分遗产投资（2万西元）的分红，而且在林绸娘辞世后给予2000西元作为丧葬费。如果改嫁，只能一次过得到3000西元，从此无权分享其遗产。《遗嘱》也不忘馈赠他在马六甲的两位朋友Tan Soon Wat（600西元）及Tan Ee Tam Neo（200西元），同时留下500西元给那些照顾他的女佣。
　　人们都认为，陈金声对新加坡社会的最大贡献，是改善居民水供问题。因为他曾经在1857年11月18日，正好是他50岁寿辰那天，捐款1万3000元促政府兴建自来水库，为市民解决水供问题。今日屹立于伊丽莎白女皇道（今为海滨公园）上的陈金声喷泉，就是纪念他的。
　　其实，陈金声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1849年，崇文阁在天福宫侧殿创设。陈金声捐金880元，成为大董事。崇文阁是否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塾，至今尚有爭议。但五年后（1854年）在厦门街成立的萃英书院，则是学界公认的最早华文学塾。陈金声是大董事（碑文镌刻其号陈巨川），捐献“基地壹所值价银一千七百一十元正”作为建筑用地。作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开创者，陈金声地位无可取代。
　　他一生醉心教育，这种优良家风也影响了他的后世子孙。长子陈明水继承父业志，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捐金重修崇文阁；萃英书院也由他扩建。陈若锦，陈明水之子，更秉承先志且宏大之。他热心社会公益，发起创办爱德华七世医学堂（中央医院的前身）等。陈金声家族致力教育事业，历三世而不衰，实在难能可贵。
　　根据新加坡福建会馆于2012年11月出版的《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所载（页68），陈庆炎总统为陈金声的外玄孙女之子（第六代后裔）。陈庆炎曾任新加坡教育部长，颇有家族致力教育事业的遗风。
　　陈金声生于1806年11月18日（嘉庆十一年丙寅十月初九日辰时），1864年3月14日（同治三年甲子二月初七日午时）逝世。他在新加坡发迹，主要贡献也在新加坡。辞世后归葬马六甲，颇有中国传统“落叶归根”的思想。其墓地位于今天的马六甲三宝山，供人凭吊。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原文：

传统与前卫
--难得一见的先贤文献
柯木林

　　陈金声（Tan Kim Seng 1806-1864）是19世纪新加坡的富商，一百年前“丰兴陈”三个字妇孺皆知。“丰兴” 是陈金声的祖父陈臣留 ( Tan Sin Liew) 创设的商号，陈金声延用作为其公司宝号，继续经营香料贸易。这个家族十分显赫，一个多世纪以来，陈金声家族对新加坡社会的建设与对教育的贡献，值得一书。
　　一个家族的成就，不是偶然的。最近细读《陈金声遗嘱》（The Last Will and Testatment of  Mr. Tan Kim Seng ),  陈金声精神躍然纸上, 《遗嘱》对我们了解19世纪峇峇富商的思维，具有参考价值。
　　这份《遗嘱》共8页，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主体部分, 有6页 ，曙期1862年4月13日，是陈金声辞世前两年所立；后半部是2页的附录（Codicil），日期1863年12月17日，即陈金声辞世前三个月补上的。《遗嘱》写在稍厚的纸张上，这纸长43.5厘米、宽27厘米，不是一般纸张型式，显然是刻意为之，以示庄重。整份《遗嘱》约5350字，全部以英文书写，但最后一页“陈金声”却 以中文签名，十分醒目。
　　《陈金声遗嘱》现由国家图书馆保管，是文物收藏家许少全(Koh Seow Chuan)捐献的。这份珍贵文献目前在《书库珍藏》（From the Stacks: Highlight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览中亮相，这展览已于今年1月29日开始，至8月28日结束。
　　《遗嘱》显示陈金声的思想兼有“传统” 与“前卫” 两种层次。他交代了家人在他辞世后要进行传统祭祀仪式，并注明用5,000西班牙元为其丧葬费；而在让四名儿子继承庞大财产的同时，两名女儿和妻子也各获得部分遗产。《遗嘱》中有 “神主祭金”（Sinchew Fund）之设立，用以照顾远在中国故里的兄弟及其后人，并嘱咐家人今后祭祀他本人、先祖或已故家人，宜以华人传统的祭拜仪式 (styled “Sinchew”)进行。
　　《遗嘱》突显了他对教育与社会公益的热心。它清楚地写明萃英书院（Chinese Free School at Singapore）及新加坡书院 （Singapore Institution School即今莱佛士书院）各得其捐款 600西班牙元；陈笃生医院 (Tock Sing’s  Hospital at Singapore)得捐款 1000西班牙元。此外，他亦捐款给在马六甲的医院与 “大众爷” （Tye Chong Yea）的华人庙宇或慈善机构500西班牙元。垂暮之年，对坡人事业犹耿耿于怀，这种精神令人感动！
　　陈金声之所以成为殷商，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祖父于18世纪到马六甲经商，父亲在马六甲出世，本人也诞生于马六甲。陈金声幼年就读私塾学堂，同时进入教会学校学习英文和荷文, 因兼有东西教育两种文化背景 ,在与洋人打交道时, 如鱼得水。
　　从《遗嘱》上看，陈金声显然是投资房地产致富，这也符合当下理财原则。根据胡潤（Rupert Hoogewerf）研究院发布的《 全球富豪榜》，截至2016年1月15日止，房地产投资是“十亿美金上榜富豪”的主要财富来源之一。
　　陈金声拥有不少房地产，他在直落亚逸街（ Teluk Ayer Street 现写为 Telok Ayer Street）有房产 （Government Lease No 84/91），在菲立街（Philip Street）、嘉宾达街（ Carpenter Street）等地段均有置业（Government Lease No 712/713）。这些黄金地段的房产，其子女都分得部分产权。
　　《遗嘱附录》亦强调后世子孙如果放弃华人礼俗信仰而改信其他宗教，则无权继承遗产。可见早期的峇峇是比传统的华人还传统。峇峇日后西化，那是后话。
　　陈金声的另一份珍贵资料是他的族谱。 这部题为《丰山陈氏族谱》目前保存在他的六世孙陈长德 ( Richard Tan Tiang Teck) 手中。 《族谱》长宽各27厘米，正方形，约有668页，青色封面，全书统一以劲秀的毛笔字书写。这本《族谱》对研究陈金声家族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根据陈长德口述，此《族谱》 是陈若锦（陈金声之孙）有生之年重修的。此后不再修谱，可能是后继无人吧？
　　陈长德也提供我一份陈金声家族的辈份排序 ：“松茂如献百世兴   金明若思永长美”。由此看来，陈长德是陈金声的第六代孙无误,陈长德的父亲为陈永强（Tan Eng Chiang  1908-1998)。
　　一般史书记载陈金声的祖籍只是写"福建省永春县",  我们从《丰山陈氏族谱》中，可以明确知道陈金声祖籍地的具体位置，就是现在的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丰山村。《族谱》中对陈金声的记载是（DSC 1591）：“金声，瑞布公三子，字後，官篆巨川。在申捐资助国，唐主义之诰赠奉政大夫。前英主授甲政，官号亭主，统管嘛六呷中华人等。卒谥尊荣。公夷产经营致富，资财甲于叻呷两坡…”。
　　陈金声共有四男二女，四男分别为陈明水(Tan Beng Swee)、陈明惠(Tan Beng Gwee)、陈明岩(Tan Beng Gam)、陈明月(Tan Beng Gwat)。二女名陈玉喜(Tan Geok Ee)、  陈玉合(Tan Geok Ap )，皆为原配夫人林财娘所出。这些名字都出现在《陈金声遗嘱》中。陈金声原配夫人早逝（年仅35岁），嗣后续娶林绸娘（Lim Tew Neo），无所出。陈金声也有一嗣子（元泉）及一养女（玉凉娘）。
　　我们再对照《丰山陈氏族谱》，丝毫不误。陈明水（长子）与陈明岩（三子）是《遗嘱》的信托人。 陈金声同时也有把部份财产分给两个女儿。根据传统习俗，一般出嫁的女儿是很难分得遗产的。从这点上说，《陈金声遗嘱》确是有其前卫性。
　　有趣的是，《陈金声遗嘱》特别提及长孙陈若锦 （Tan Geack Kim, 即Tan Jiak Kim，时年5岁 ，陈明水之子）。可能是长孙缘故，陈若锦分得的款数最多 （20，000西班牙元），但只能在满21岁时才能兑现。其他孙子仅各得10，000西班牙元，也是在满21岁时兑现。后来历史证明 ，陈若锦是陈金声后人中较为杰出的一位。
　　陈金声颇有人情味，绝非无情无义之徒。从《遗嘱》看，他对续弦夫人林绸娘及在故里的弟弟陈应仪（Tan Eng Gee）也有妥善安排。《遗嘱》说，平时馈赠林绸娘的珠宝手饰，悉数归她继续拥有。只要她不改嫁，可以享有其部分遗产投资（20，000西班牙元）的分红，而且在林绸娘辞世后给予2000西班牙元作为丧葬费。如果改嫁，只能一次过得到3000西班牙元，从此无权分享其遗产。《遗嘱》也不忘馈赠他在马六甲的两位朋友 Tan Soon Wat（600西班牙元）及Tan Ee Tam Neo（200西班牙元），同时留下500西班牙元给那些照顾他的女佣。
　　1840年代，距新加坡开埠已20年，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也由恒山亭转移至天福宫。然而，当1850年天福宫大董亊陈笃生（Tan Tock Seng  1807-1850) 辞世后，天福宫的领导层即出现真空现象。因为后起之秀的陈金钟 （Tan Kim Ching  1829-1892 陈笃生之子）尚年少 （时年21岁），他要在10年后才登上历史舞台。从1850年至1860年这10年间，陈金声主政天福宫，领导新加坡福建帮，服务华社。
　　人们都认为陈金声对新加坡社会最大贡献，便是改善居民水供问题。因为他曾经在1857年11月18日 (星期三)，正好是他50岁寿辰那天，捐款13，000元促政府兴建自来水库，为市民解决水供问题。今日屹立于伊丽莎白女 皇道（Queen Elizabeth Walk，俗称五欉树脚, 今为海滨公园 Esplanade Park）上的陈金声喷泉就是纪念他的。
　　其实陈金声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 1849年，崇文阁在天福宫侧殿剏设，这是新加坡最早的一间华文学塾。 《兴建崇文阁碑记》(同治六年,1867年) 淸楚记录了陈金声捐金880元, 成为大董事。萃英书院成立时, 他又捐献 “基地壹所值价银一千七百一十元正” 作为建筑用地。
　　崇文阁是否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塾，至今尚有爭议。但五年后（1854年）在厦门街（Amoy Street) 成立的萃英书院,则是学界公认的最早华文学塾。萃英书院的大董事仍是陈金声 (碑文镌刻其号陈巨川，见《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 1861年）。陈金声作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开创者，其地位无可取代！
　　陈金声一生醉心教育，这种优良家风也影响了他的后世子孙。长子陈明水（1828-1884）继承父业志，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捐金重修崇文阁; 萃英书院也由他扩建。陈若锦（1859-1917），陈明水之子，更秉承先志，从而宏大之。陈若锦也热心社会公益, 发起剙办爱德华七世医学堂（King Edward VII College of Medicine，1904年, 中央医院的前身）等。提倡文教，替海外迁民奠百年之丕基，卓识远见，楷范后人。陈金声家族致力教育事业，历三世而不衰，实在难能可贵！
　　根据新加坡福建會館于2012 年11月出版的《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柯木林主编）所载（页 68），新加坡共和国第七任总统陈庆炎为陈金声的外玄孙女之子 (第六代后裔) 。陈庆炎曾任新加坡教育部长，颇有家族致力教育事业的遗风！
　　陈金声生于1806年11月18日 （嘉庆十一年丙寅十月初九日辰时）,  1864年3月14日 （同治三年甲子二月初七日午时）逝世 。他在新加坡发迹, 主要贡献也在新加坡。辞世后归葬马六甲，颇有中国传统 “落叶归根” 的思想。位于马六甲三宝山墓地的石碑上（ Zone B 3   Jalan Tan Tai Pringgit）, 至今仍然清晰地刻着  “ (丰山) 同治三年岁甲子桐月榖旦  皇清显考特授呷政諡尊荣陈府先生佳城   孝男 明水 明惠 明岩 明月 女玉喜娘  玉合娘 孙  若淮 若楠 若琛  若锦 若銓 若銮 仝立石”。

初稿 2016年04月09日 @ 23:15
完稿 2016年05月14日 @ 09：45

 

侨批研究应有新思维

May 27, 2016, 6: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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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邦剩馥：侨批档案研究》-  柯木林：侨批研究应有新思维

《侨批研究应有新思维》

（新加坡）柯木林

　　侨批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记忆遗产是去年的事。2013年6月19日，在韩国光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IAC）第11次会议上，由中国国家档案局申报的“侨批档案”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侨批的魅力

　　此前，侨批在侨乡与海外华人的历史上，己实际存在了至少150年以上的悠长岁月。侨批退出历史舞台, 是个缓慢的过程。换言之，这种海外华人与家乡亲人来往的“銀信合一”的两地书，是在它消失若干年后才再度引起学界的关注。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侨批的魅力!
侨批“申遗”成功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好东西经是得起时间考验的。侨批内容多姿多彩，形式不拘一格，国事家事天下事，都能在侨批中体现。侨批草根性强，虽土气十足，但却非常朴实，真实反映了寄书人的处境及历史场景。许多官修正史没记载的内容，亦可在侨批中见其“身影”, 补正史之不足。
　　侨批的诞生，体现了海外华人的智慧。19世纪中叶，当帝国皇朝没有能力保护其子民时，居住在中国沿海的闽粤两省人民，凭借勇敢冒险的精神，面向海洋， 到海外寻找机会，担负起养育侨乡的责任。纵然身处异乡，仍然通过特殊方式，在情感上、文化上、经济上与国内侨眷保持联系。这种特殊的联系渠道, 可说是海外华人特别雇用的邮差。
　　伴随侨批而来的侨汇，不仅养活了侨眷，也丰富了侨乡的教育系统。2013年6月9日 (星期日）在泰国中华会馆、泰国潮州会馆、泰国福建会馆、华侨崇圣大学联办的《侨批申遗》声援大会上[1]，我曾建议將侨批申遗成功之日定为"感恩日”， 借以纪念侨批对侨乡的贡献，并宣扬中华文化中饮水思源的美德。这一观点，兹后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馆员邓达宏特为文纪载此亊（文中写的是“孝亲日”） [2] 。2014年6月，在《晋江侨批集成与研究》暨“福建侨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一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侨批收藏与研究者黄清海亦作出相同的呼吁[3] 。
海外华人汇款回乡办学，不胜枚举。新加坡殷商陈嘉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陈嘉庚“倾资兴学"的精神，令人钦佩。陈嘉庚一生办学，究竟投入了多少钱[4]？很难算得清楚。他的摰友洪丝丝 （1907-1989）认为，陈嘉庚一生花在教育上的钱，如果当时用来买黄金，估计相当于现在的一亿美元左右[5] 。南澳佛林德斯大学 （The Flinders University）历史系杨进发博士認为，陈嘉庚投资新马与闽南的教育费，估计共＄20,000,000叻币。
侨批从涓涓细流到侨汇洪流，突显了中华民族的乡土观念，与中华文化中饮水思源的美德。从1937年下半年起至1941年止，全世界侨汇数额如下：

抗战时期的侨汇数目（1937-41）

（单位：国币元）

年份	汇款数额	备注
1937 (下半年)	300,000,000	时国币每百元值叻币52元
1938	600,000,000	时国币每百元值叻币44元
1939	1,100,000,000	时国币每百元值叻币22元
1940	1,500,000,000	时国币每百元值叻币15元
1941	1,800,000,000	时国币每百元值叻币12元

资料来源：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福州：集美校友会，1950年），页345

　　总计1937年下半年至1941年的四年半期间，世界侨汇数额为国币5,300,000,000元（折合叻币1,103,000,000元），每年平均数为1,170,000,000元（约当 叻币245,000,000元）。在这里，新马所占的数额，大约是七分之一，即每年167,000,000元 （约为叻币35,000,000元）。若以中国对外贸易入超（贸易逆差）数目而论，1938年的入超总额是123,558,000元，则移新马华侨的汇款挹注，尚有余裕 [6] 。
　　由此可见新马侨汇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实属不小。旣使在抗战期间，中国面临75%的交通运输线、90%的工业、100%的港口，都落入敌手的情况下，为了援助侨眷，“东兴汇路”另辟侨批渠道，完成这项艰难任务 ，“东兴汇路”可说是侨批的“滇缅公路”  。

成也“申遗” 、败也“申遗” ？

　　侨批“申遗”成功令人喜忧参半。申遗成功以后, 侨批身价百倍，從此侨批旣有历史价值，也有市场价值，这是喜的一面。然而，一些有实力的收藏家，会不惜一掷千金，收购精品侨批。长此下去，侨批就成了私人收藏者与国家文物单位竞相争夺的对象。
　　历史告诉我们，凡事都是辨证的。文物一旦被过份重视，并不是好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不就因爲唐太宗的喜好而消失于无形？侨批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令人堪忧！
　　私人收藏家对书画珍品都有独占心理，自己欣赏可以，拿出共享是没门的。因此，私人收藏家所珍藏的侨批精品不可能公开让研究者翻阅，其理至明。国家档案 馆或文物局的资源财力有限而无法收购精品侨批，也是可以理解的。私人收藏者与国家档案单位对侨批征集的博弈，其矛盾不易协调。如果处理失当，侨批“申遗” 成功对侨批而言可能是一种“伤害”！
　　再者，侨批的整体性本身就不易求得，侨批收藏者不一定是研究学者，他们重视的是侨批的市场价值，而侨批的市场价值往往与侨批品相有関。品相好的侨批市场价高，如此一耒，侨批的整体性很容易因品相问题被打散，这对研究学者而言也是一项损失。
　　我们不能祈望私人收藏家毫无保留地公开精品侨批，这是不现实的幻想。我们只能借助国家档案单位的力量，与私人收藏者的胸襟，将精品侨批有系统地扫描出版, 便于研究。

侨批研究应有新思维

　　侨批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实物史料。如果把侨批的研究放在中国大历史的范畴与海洋文明的视野上看，它突显了闽粤沿海人民的网络关系，也代表了沿海人民从黄土地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超越。
　　侨批既是中国转型社会的产物，也是海洋中国的产品，因此侨批的研究，不要太纠缠于定义, 及传统的研究课题上。侨批研究单靠收集与保存侨批档案, 资料汇编是不够的。侨批档案必须研究利用,才能发挥其价值，否则档案馆或研究中心只不过是仓库而已。为便于研究，侨批档案就须分类、解读、数码化及出版。
　　譬如，近代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均可在侨批中见其“踪迹”。把这些与近代中国历史事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分类、解读、数码化，列為《南洋侨批与近代中国》丛书出版, 将有利于研究工作。
　　普及侨批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利用现代科技，使研究者或对侨批有兴趣的人们容易接觸与理解侨批内容。由于不少侨批文字潦草，错别字多,又没有标点符号， 读之颇为费劲。侨批的特殊用语，其中不少是闽粤地区方言，如金手指（金戒指）、邮局保家（掛号信）、度落月（婦女产后做月）、卫生员（一种补品）、臭丸 （樟脑丸）、桂圓干（龙眼干）等等，对不谙这些地区方言的侨批学者是一大挑战。图书馆、档案馆或研究中心可以集合一批人，组织“侨批专题小组” （小组成员含专家学者及义工），深入侨乡收集侨批档案，合力编辑《侨批辞典》，作为研究者的工具书。
　　除前文所述的解读与数码化外，侨批信件中有不少感人的家书，图书馆、档案馆或研究中心可选其中精品，分类制作一系列三分钟的“侨批档案”影视短片，如此, 不仅可普及侨批知识，亦可提高侨批知名度。
　　侨批“申遗”成功, 引发了学界的“侨批热”，学者们热烈讨论与研究，壮大侨批的研究队伍，这是好事。然而，仅靠单枪匹马研究学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侨批专题小组” 必须发挥团队精神，分工合作，只有这样，侨批研究仍可再創新高。


1  大会地点在曼谷的泰国中华会馆二楼“中山纪念堂”举行，主题为：“声援侨批申列世界文化遗产 见证华侨爱国爱乡历史”。 大会同时与福建省档案局联合举办《百年跨国两地书--侨批档案实物与历史图片展》，参阅2013年5月21日（星期二）《亚洲日报》“A1 泰国新闻” 的预告。
2  见邓达宏, 《福建侨批“申遗”后的思考》，载《福建艺术》(福州：福建省艺术研究院，2014年2月，总第210期，2014年3月20日出版），页 35。
3  见 〈侨批申遗成功日设中华“孝亲日” 〉， 《福建侨报》 （第三版），2014年7月4日。
4  陈嘉庚投资办学的数额，可参阅C.F. Yong , “TAN KAH-KEE :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Revised Edition)” (Singapore :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Table 4.1 (Donations to Schools in China) & Table 4.2 (Donations to Schools in Singapore,  1907-1941) , pp. 105-106。
5  方雁 ,〈倾资办学：坚定的“外行”教育家〉，《福建人》（中国：福建省人民出版社，第09期，2013年10月），页 35。
6   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49）〉 ，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
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168。？？？
7  东兴是广西省的边镇。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全面封锁海上通道，东南亚至潮汕的侨批业务被迫中断。上百万倚赖批款接济赡家的潮汕侨眷由此 身陷困境。时任越南海防市“和祥庄”侨批局经理的陈植芳，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几经探寻，终于在广西省边镇东兴寻得突破口，并将侨批试汇成功。随后他 迅速到南、北越各地联系组织侨批商号，在战火中开辟了一条疏通侨批的秘密通道—“东兴汇路”。凭藉“东兴汇路”，将数以千百万计的批信批款成功地输送到潮 汕地区。日本投降后，历时三年半的“东兴汇路”终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参阅陈胜生，〈从抗战后期的“东兴汇路”试析侨批的世界意义〉，网上资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69feb0101ekqb.html ( 2013-10-19  00:48:54 )
 滇缅公路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南后方一条历时最久，运输量最大的唯一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起点云南省
昆明市，终点缅甸北部的小城腊戍（Lashio），全长1146.1公里，中国境内段长为959.4公里。滇缅公路于
1937年11月 确定了线路，12月即征工赶修，1938年8月31日全线通车，随后又进行了改善和加固。


Remark: 20-8-2014 @ 22:40



 

“此情可待成追忆”

May 30, 2016, 1:0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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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可待成追忆”
. 柯木林 .

　　认识振春兄己有20多年了 ！当时我任职建屋发展局，业余之暇研究历史，时有文章发表于报刊杂志上，因此结识不少文化界与报馆的朋友。振春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的。
　　然而，振春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所写的一系列新加坡历史掌故的文章，尤其是新加坡的旧街道、消失的电影戏院，都是我爱读的。还有他的有关旧上海流行歌曲背后故事的随笔散篇， 也十分精采。  
　　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电影迷，曾经有过一年看100多部电影的记录，也非常喜欢旧上海时代的流行歌曲。当年上海滩影视歌坛的一些老牌演员及歌手，如周璇、韩兰根、严华、黎锦光（李七牛，金玉谷）、贺绿汀、范烟桥、姚敏等等，都耳熟能详。我喜欢老歌，除了音律优美外，歌词的文学水平也很高，因为作词者的古文功底都很好 。
　　1991年，我专程到上海拜访严华（周璇第一任丈夫，主唱不少流行歌曲，如 〈叮咛〉、〈星心相印〉等），黎锦光（歌曲〈香格里拉〉、〈夜来香〉作曲者）。记得当时我对严华说，50多年前他谱写的《送君》、《百鸟朝凤》、《月圆花好》等名曲，在新加坡仍然十分流行。严华笑而不答。1992年，严华辞世，1993年黎锦光亦离去！人事沧桑，如斯而已！
　　几个月前，振春兄找我。他说有一本近著要出版，希望我为他的新著作序。当时我并没有立刻答应，只是说等他书稿写完后再寄给我看看。实事求是，近期忙得不可开交，目前正加紧编写《新加坡华人通史》，计划于2015年11月出版, 所有的心思与时间，多放在通史的编纂工作上，难于分心。之后又到国外浪游了一段时间，此事仍不了了之！
　　今年圣诞前夕，再次与振春兄见面。他很用心地整理了其书稿及全书目录，要我试读看看。 振春兄盛情难却，再忙也应该抽出时间看他的书稿。于是利用假日，把书稿读完。因为这些都是短文，每篇约在1000-1200字左右，很容易读。所以一下子看完也不觉得累，反而倒是兴趣盎然。偶尔还能勾起思念故人旧事之情，真的是“此情可待成追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振春兄毕竟是新闻记者而不是作家。他的文章虽然没有散文作家那种华丽修饰的词藻，但浅白易懂，可读性强。叙述每个事件，都交待得十分清楚。全书共有52篇短文，大致分为三类：
　　• 我在新明
　　• 亚展回忆
　　• 报海走游
　　从内容上说，这50篇文章 是振春兄回忆他在报馆任职期间的一些琐事，都是他个人的亲历。所以书名定为《那些年我在报馆》，十分贴切。  振春兄跟我说，这本书是他过去出版的系列丛书《根的系列》第13部。《根的系列》丛书到此暂告一段落，“己过一打”，所以他很重视此书的出版。
　　振春兄在1962年加入《南洋商报》工作，之后转入《新明日报》，一干就是28年。在这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报人生涯中，主要是负责娱乐新闻，兼做华人社团的采访工作。两份任务的工作性质有所落差，报导事件及所接触的人物，也是南辕北辙，可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但振春兄凭其专业知识及对新闻的敏感嗅觉，都能应付自如，十分难得！
　　新加坡这小小岛国，竟然举办过两次影展，一次在1955年，一次在1979年。1979年7月，第25届亚洲影展在新加坡举行。岛国星光闪闪，振春兄负责此次影展的采访工作，花边新闻不断，《新明日报》报份大增！当时新加坡的娱乐新闻记者不多，他可说是其中知名度较高者。至于《新明日报》在新加坡的诞生背景，以及兹后的转型，甚至被政府下令停刊8天 (1980年1月1日至8日)的史事，在书中都作了记录。
　　这些趣闻，倒使我想起了“宋人笔记”。历史上，宋人笔记十分有名，并且很有史学价值。这些笔记成为后来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中国史学史占有一席之位。宋人笔记作者身份复杂，既有达官显贵，亦有布衣平民；涉及内容也十分广范，举凡宫闱秘闻、诗词典故、金石碑刻、文字书画、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事件，历史轶事，在宋人笔记中均有记述，可谓林林总总，无所不包，使后人得以对宋代社会有更全面的了解，也为后世史家提供了一笔宝贵的史学遗产。
　　《那些年我在报馆》虽然不是一本历史著作，也不是“宋人笔记”，用振春兄的说法，“都是些随笔文章”，但文章所涵盖的内容，轶闻琐事，也可作为今后研究新加坡历史的侧面资料。正如北宋著作家陶岳 （？-1022）在《五代史补》中所说的 ：“聊以备于阙遗，故不拘于类例，幸将来秉笔者，览之而已” ，明确表达了为后世作史者提供资料的意图。
　　我知道振春兄对历史也十分感兴趣，不知他在写作此书时，是否也有这种“为后世作史者提供资料” 的史学意识？
　　寥寥数语，是我读完《那些年我在报馆》这本著作的一点感想，权充为序！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2015年12月30日
原载 王振春,《那些年我在报馆》(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6年5月),页5-8



 

英文版的《与妻诀别书》

June 24, 2016, 5: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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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柯木林：英文版的《与妻诀别书》 (2016-06-25)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60625-633381#prettyPhoto


　　《与妻诀别书》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1887年－1911年）在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三天前，即4月24日晚写给其妻子陈意映的诀别信。此信感人肺腑，读之令人心酸。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大家都很熟悉，这是《中华文选》中的一篇课文，当年的中学生必读。
　　无独有偶，30年后的1942年，在南洋一隅的新加坡，抗日英雄林谋盛（1909年－1944年）也写了一封义重情长的英文家书给他的妻子颜珠娘，告以妻子其当下情况，并表示准备为国牺牲的决心，可视为本地版的《与妻诀别书》。
　　近日，林谋盛的三子林怀玉医生（Dr. Lim Whye Geok）把这封家书信影印本送给我。细读后，对林谋盛那种临危受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精神，甚为折服。在林怀玉医生的许可及协助下，特撰此短文介绍这封家书。
　　林谋盛祖籍福建省南安县（今福建省南安市美林镇满山红村），他是新加坡凤山寺承建人林路的第11个孩子，但却是家里的第一个儿子。1925年，16岁的林谋盛来到新加坡，在莱佛士书院读书，继而前往香港大学深造，修读商科。
　　在香港学习两年后，1929年父亲逝世，林谋盛没有完成香港大学学位，就返回新加坡处理后事并承继父业。经过数年经营，拥有地产、福安公司、砖厂等企业。除商业活动外，还参与社会活动，曾任新加坡建筑公会会长、新加坡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等职务，是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年轻的领袖人物。然而，使林谋盛青史留名的，却是他的抗日事业。
　　作为136部队负责人的林谋盛，其主要任务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建立间谍网，在代号“盖世大务”（Operation Gustavus）的行动中，为盟军收集日军情报。然而行动失败，林谋盛被捕，1944年6月29日在马来亚吡叻州近打县（Kinta District， Perak）的华都牙惹（Batu Gajah）监狱，被日军严刑拷问牺牲，年仅35岁。位于海滨公园的林谋盛纪念碑就是纪念他的。他的墓园在麦里芝蓄水池畔，碑刻“陆军少将林烈士谋盛之墓”，供人凭吊。今年6月29日是他牺性72周年，谨以此文纪念林谋盛烈士。
　　1942年2月15日，日军攻陷新加坡。此前三天，1942年2月12日上午，林谋盛匆匆离开新加坡。他先到哥伦坡，然后前往中国。1942年4月12日抵达抗战陪都重庆，足足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写了一封信给妻子。根据林怀玉医生口述，这封信辗转至1943年11月才收到。
　　这封信共有4页纸，凡959个字，全部以英文书写，没有署期，也没有签名。从内容上看，相信是写于抵达重庆的时间。因为字体潦草，不易阅读，我特地雇人将整封信打印好，并把打印稿送林怀玉医生一份作纪念。家书语气凝重，铁血情长，十分感人。
　　家书交待了他虽然离开了家庭。但对于妻儿的怀念，时刻存在心中。“当我在那个难忘的二月早晨离开你的时候，原以为这只是短暂的别离。我原本计划在苏门答腊某处先找个棲身之处，等候安全时日再回来。我作梦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家书页1 ）。
　　逃离新加坡后，林谋盛一度想把妻儿接到厦门避难，但无奈当时厦门已被日军攻占，所以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当时新加坡与厦门、香港之间已没有轮船通行，对我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竟然抛下你不顾！”（家书页1）
　　林谋盛抵达重庆后，就接受一个秘密使命，负责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这就是上文述及的“盖世大务”行动。“我明知道这是一项危险任务，但一旦接受就必须勇往直前。我的责任与自尊绝不允许我却步。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民为他们的祖国牺牲，如果中国要屹立于其他国家之林，她的人民必须作出牺牲”（家书页3）。“自1937年以来，我试图以个人棉力，为抗战事业作出贡献，这项任务正好可以继续我的报国志愿”（家书页2）。
　　“然而，我唯一的顾虑是对你及子女们的责任。我把这责任全部付托予你，是一件痛苦的事！我希望你把子女抚养成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得好。如果上苍有灵，一定会庇佑你们的。我岂能怀疑没有神灵的存在？”（家书页3）。
　　信中也交待了一些家庭琐事。譬如：有关福安公司、联合砖厂（Lian Hup Quang）的股份问题，可以问Loh Boh Tan（刘牲丹， 他的商业伙伴）。“屋契在Lim Chuan Ho（林泉和，律师）那里；大华银行还有些存款，我也汇了5000元（庐布）到印度给你但却尚未领取，这笔款项得退回。如有问题，可找Piah Tng（即Ong Piah Teng ，王丙丁，大华银行首任总经理）帮忙”（家书页 3－4）。
　　信中提及的几位人物：刘牲丹（1902年－1983年）、林泉和（1904年－1968年）、王丙丁（1892年－1957年）都是新加坡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他们的事迹可参阅柯木林主编的《新华历史人物列传》（1995年11月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由于本文字数有限，就不复赘述。林谋盛之所以把款项汇到印度，仍因当时新加坡已沦陷，汇路断绝之故。
　　家书结尾尤为感人（页4），体现了烈士的高尚人格：“望汝勿为余悲，且当以余之为国牺牲而引以为荣，并抚养儿辈长成。当告儿辈以余之所遇，指导彼等善继余志，勿隳家声。最切要者，儿辈学业应中英并重。余曾计划彼等将来之学业，拟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然后使之出洋留学。呜呼！此种梦想，在余生前已无由实现矣，然余信汝必能为彼辈处理完善也”。
　　林谋盛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他希望妻子把子女抚养成人，在中国受教育至大学毕业后才“出洋留学”，如此方可“中英并重”。
　　林谋盛于1929年结婚，有四男四女，其中二女早逝。长子林良玉（1932年－2003年）是新加坡公园与地铁系统规划与建设的主要负责人，曾任新加坡公园与康乐署署长、首席规划师、新加坡地铁局首任局长。
　　林谋盛为支援抗日作战，捍卫新马社会献出生命。今天，当我们的教育政策正注重人文科学之际，这封家书可以用作学校教材，让新加坡的学生从感性上认识林谋盛。如果中国近代史有林觉民，新加坡历史真正的英雄便是林谋盛，他的事迹与精神值得表扬，一代代传承下去。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联合早报》- 王水益: 催人泪下的林谋盛家书 (2016-06-28)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talk/story20160628-634509


　　6月25日，我在《联合早报》上读到了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先生的大作《英文版的〈与妻诀别书〉》，深受感动。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写下了感人肺腑之《与妻诀别书》，而新加坡抗日英雄林谋盛的这封情深义重，感人心肺的英文家书，内容同样是向妻子表达愿为国家牺牲的爱国精神，读之令人心酸。
　　诚如柯先生所建议的那样，这封血泪成书的英文家书若能编成学校课文教材，就能让学生从感性上认识林谋盛烈士，强化爱国精神。
　　此外，我认为这封家书还可以成为国家历史文献。




 

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July 10, 2016, 11:4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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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网 - 柯木林：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http://www.rmzxb.com.cn/c/2016-07-07/905883.shtml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上，新加坡宗乡总会理事柯木林提出，“培养新一代侨民的文化认同感，是增强和谐侨社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观点获得了侨胞们的一致认同。

　　谈话间，柯木林笑言，自己只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拥趸者，希望毕生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贡献力量。成立于1986年的新加坡宗乡总会，一直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使命，其具体工作正是由他首任主任的学术委员会主导。

告慰先贤以励后人
　　谈话从他的一篇新博文开始。
　　6月25日，柯木林发表了一篇博文——林谋盛义士的《与妻诀别书》。今年6月29日是抗日英雄、为捍卫新马献出生命的林谋盛牺牲72周年纪念日，这篇博文正是为了纪念他。
　　据柯木林介绍，林谋盛祖籍福建南安，1925年，16岁的他随父来到新加坡，求学从商一路走来，成长为华社领袖级人物。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136大队的负责人，林谋盛为盟军收集日军情报，行动失败被捕，后于1944年6月29日在狱中被日军严刑拷打牺牲，年仅35岁。
　　《与妻诀别书》是林谋盛写给妻子的家书，家书中写道：“我明知道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但一旦接受就必须勇往直前。我的责任与自尊绝不允许我却步。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民为他们的祖国牺牲，如果中国要屹立于世界之林，她的人民必须作出牺牲。自1937年以来，我试图以个人绵力，为抗战事业作出贡献，这项任务正好可以继续我的报国志愿……当我在那个难忘的二月早晨离开你的时候，原以为这只是短暂的别离。我原本计划在苏门答腊某处先找个全身之处，等候安全时日再回来。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读着，柯木林沉默了，摘下眼镜望向远方。片刻后，他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当年写给妻子的《与妻书》是《中华文选》的一篇课文，中学生必读。“如果说中国近代史有林觉民，那么林谋盛是新加坡历史上的英雄，他的事迹与精神应该在新加坡、尤其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代代相传，得到人们的敬仰和崇敬。”柯木林说。

以史为鉴追根溯源
　　柯木林与林谋盛同为福建人，不同的是柯木林是第二代侨民，对祖籍国的情感认知完全来自于父母辈的传承。他坦言，新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比较匮乏，如何让新侨民不忘“根”和“本”，继承先辈们艰苦奋斗的美德，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新加坡宗乡总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动力。
　　为了让新一代侨民了解认知新加坡的华人史，培养新侨的文化认同感，宗乡总会组织编写了《新加坡华人通史》，并于2015年11月出版。
　　作为《新加坡华人通史》的主编，柯木林介绍说，这是一项大规模、有计划的民间修史工程，这部通史时间跨度自14世纪至今700多年，全书80多万字、厚826页，有300多幅插图，由海内外37名史界学者共同撰写完成。这部史学巨著涉及经济、教育、文化、政治方方面面，力求让读者全面地窥视新加坡华人史的全貌。
　　柯木林表示，新加坡的繁荣，是华人与各民族兄弟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往往使我们赞叹，历史人物的光辉事迹，使我肃然起敬。读史可使我拍案叫绝，亦可使我黯然流泪，更希望通过读史能增强华族的凝聚力和文化归属感”。他希望，人们以史为鉴，在追溯历史的同时，追忆新加坡华人来时的路，为新一代侨民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供参阅。

三十年风雨路承前启后
　　新加坡宗乡总会至今已走过30个年头，目前拥有团体会员237个，会员人数为6000多人。柯木林说，宗乡总会十分关心新移民的融入问题，推出了许多重要项目，邀请新移民组织参加，帮助新移民了解传承祖籍国文化，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近年来，宗乡总会多次主办或资助有关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活动，提高公众对华文、中华文化传统的认识，先后成立“华社自助理事会”、“中华语言文化基金”、“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等，向学生推荐可读性高的华文读物；创设华裔馆，作为海外华人研究中心……
　　“中华传统文化是软实力，培养新侨民的文化认同感、民族归属感十分重要，我们不能后继无人。”柯木林说，新一代侨民与父辈不同，他们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对祖籍国的认知很少，怎样吸引年轻一代关注中华传统文化，已成宗乡会馆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了更进一步吸引年轻人，宗乡总会支持并资助由义安理工学院学生策划的“时光老店企划”网站，以多媒体方式向年轻一代介绍本地消失中的传统技艺，如灯笼制作、刺绣、宋谷帽与舞蛇，学生们可免费下载手机游戏应用软件，从游戏中了解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遗产。



人民政协报(2016年7月第7467期) - 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http://m.183read.com/sharearticle/article/article_id/909926?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上，新加坡宗乡总会理事柯木林提出，“培养新一代侨民的文化认同感，是增强和谐侨社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观点获得了侨胞们的一致认同。
　　谈话间，柯木林笑言，自己只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拥趸者，希望毕生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贡献力量。成立于1986年的新加坡宗乡总会，一直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使命，其具体工作正是由他首任主任的学术委员会主导。
　　告慰先贤以励后人
　　谈话从他的一篇新博文开始。
　　6月25日，柯木林发表了一篇博文——林谋盛义士的《与妻诀别书》。今年6月29日是抗日英雄、为捍卫新马献出生命的林谋盛牺牲72周年纪念日，这篇博文正是为了纪念他。
　　据柯木林介绍，林谋盛祖籍福建南安，1925年，16岁的他随父来到新加坡，求学从商一路走来，成长为华社领袖级人物。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136大队的负责人，林谋盛为盟军收集日军情报，行动失败被捕，后于1944年6月29日在狱中被日军严刑拷打牺牲，年仅35岁。
　　《与妻诀别书》是林谋盛写给妻子的家书，家书中写道：“我明知道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但一旦接受就必须勇往直前。我的责任与自尊绝不允许我却步。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民为他们的祖国牺牲，如果中国要屹立于世界之林，她的人民必须作出牺牲。自1937年以来，我试图以个人绵力，为抗战事业作出贡献，这项任务正好可以继续我的报国志愿……当我在那个难忘的二月早晨离开你的时候，原以为这只是短暂的别离。我原本计划在苏门答腊某处先找个全身之处，等候安全时日再回来。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读着，柯木林沉默了，摘下眼镜望向远方。片刻后，他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当年写给妻子的《与妻书》是《中华文选》的一篇课文，中学生必读。“如果说中国近代史有林觉民，那么林谋盛是新加坡历史上的英雄，他的事迹与精神应该在新加坡、尤其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代代相传，得到人们的敬仰和崇敬。”柯木林说。
　　以史为鉴追根溯源
　　柯木林与林谋盛同为福建人，不同的是柯木林是第二代侨民，对祖籍国的情感认知完全来自于父母辈的传承。他坦言，新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比较匮乏，如何让新侨民不忘“根”和“本”，继承先辈们艰苦奋斗的美德，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新加坡宗乡总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动力。
　　为了让新一代侨民了解认知新加坡的华人史，培养新侨的文化认同感，宗乡总会组织编写了《新加坡华人通史》，并于2015年11月出版。
　　作为《新加坡华人通史》的主编，柯木林介绍说，这是一项大规模、有计划的民间修史工程，这部通史时间跨度自14世纪至今700多年，全书80多万字、厚826页，有300多幅插图，由海内外37名史界学者共同撰写完成。这部史学巨著涉及经济、教育、文化、政治方方面面，力求让读者全面地窥视新加坡华人史的全貌。
　　柯木林表示，新加坡的繁荣，是华人与各民族兄弟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往往使我们赞叹，历史人物的光辉事迹，使我肃然起敬。读史可使我拍案叫绝，亦可使我黯然流泪，更希望通过读史能增强华族的凝聚力和文化归属感”。他希望，人们以史为鉴，在追溯历史的同时，追忆新加坡华人来时的路，为新一代侨民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供参阅。
　　三十年风雨路承前启后
　　新加坡宗乡总会至今已走过30个年头，目前拥有团体会员237个，会员人数为6000多人。柯木林说，宗乡总会十分关心新移民的融入问题，推出了许多重要项目，邀请新移民组织参加，帮助新移民了解传承祖籍国文化，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近年来，宗乡总会多次主办或资助有关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活动，提高公众对华文、中华文化传统的认识，先后成立“华社自助理事会”、“中华语言文化基金”、“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等，向学生推荐可读性高的华文读物；创设华裔馆，作为海外华人研究中心……
　　“中华传统文化是软实力，培养新侨民的文化认同感、民族归属感十分重要，我们不能后继无人。”柯木林说，新一代侨民与父辈不同，他们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对祖籍国的认知很少，怎样吸引年轻一代关注中华传统文化，已成宗乡会馆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了更进一步吸引年轻人，宗乡总会支持并资助由义安理工学院学生策划的“时光老店企划”网站，以多媒体方式向年轻一代介绍本地消失中的传统技艺，如灯笼制作、刺绣、宋谷帽与舞蛇，学生们可免费下载手机游戏应用软件，从游戏中了解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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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早报》 - 陈金声·倾尽一生，造福华人

July 11, 2016, 12:0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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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早报 》- 陈金声·倾尽一生，造福华人
http://szb.qzwb.com/dnzb/html/2016-07/08/content_250259.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早报记者 周湖健 文/图

　　19世纪中叶，在新加坡，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在当地的发展历史上，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只要一提“丰兴陈”，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妇孺侪辈，都会啧啧称赞。他就是泉州华侨陈金声。
　　近日，新加坡著名历史学家柯木林教授来到泉州，以讲座的形式向人们讲述了这位叱咤风云人物的传奇一生。

峇峇华人中的翘楚
　　祖籍泉州永春的陈金声1805年出生于马六甲海峡。当时，陈家主要以经营农垦和开设店铺兼营商业为生，家庭并不算富裕，但陈父却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正因为如此，陈金声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掌握了中、英、巫三种语言，这为他成年后与政府和欧籍大资本家交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在早期的新加坡华人社会，英国人为了能够更好地和华人社群进行沟通，一般只会选择擅长双语的华人领袖作为各个族群的传话人。而当时，在华人中擅长说马来语的人很多，但同时兼具两种语言能力的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擅长多种语言的陈金声便自然而然脱颖而出了。凭借着语言方面的优势，陈金声早期在新加坡的发展，主要以经营“丰兴”商号业务为主，后来业务蒸蒸日上，他又购置“丰兴”商船并成立了“金声公司”，并借此一路高歌猛进，逐步成为新加坡商业的翘楚。

兴建水利，造福居民
　　陈金声对当地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柯教授认为，要论及影响最深远的，当属1857年陈金声拨款13000元给英政府，用来发展新加坡自来水供应这件事。现在，在新加坡滨海公园，还能看到当时英政府为纪念陈金声而建的喷泉。
　　为什么陈金声会特别关注到新加坡自来水供应这件事呢？原来，早期的新加坡没有自来水设备，居民饮水靠人工汲取，然后用牛车运到市场去出售。要是碰到火灾或者干旱，则会因为缺水引发各类社会问题。恰逢英政府发出了邀请，陈金声就决定拨款给政府协助发展以及改善新加坡的自来水供应设施，让人民有更干净与便利的水源可以使用。只可惜好事多磨，第一个自来水工程直到1877年才建成。当地政府为了表达对这位华人领袖的感激与尊重，在工程完成后特意修建了“陈金声喷泉”。

捐建学校 开华文教育先河
　　据柯教授介绍，早期移民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里，多数人都是劳动阶层的人民，而且大部分目不识丁，只有少部分是知识分子。同时，在南洋一带能够接受华文教育的机会非常少，要想送子女到当地的私塾学习，对于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除此之外，在19世纪初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并不普及，甚至没有一所正规的华文教育学校，只有英文教育学校。
　　陈金声在商业的发展中，意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由他捐建的崇文阁被认为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校。他对于创办教育、兴建学校的热忱排在当时华人中的首位，除了捐款于崇文阁，他还捐出了买沙门街所值1710元的地段，兴建翠英书院。总而言之，陈金声对于华文教育的贡献，造就了许许多多杰出的华人子弟，让许多贫困的华人子弟都能够获得学习的机会。
　　据柯木林教授介绍，在早期的南洋，接受教育的方式有三种：一种为亲自上老师家学习的家塾，一种为请老师到家里教学的私塾，最后一种是出钱请老师到公众的地方进行教学，让那些贫寒子弟也能够接受教育的义塾。所谓义塾，是指地方上的人出钱建筑校舍，招收子弟来免费就读，聘请教师来教导他们。崇文阁和萃英书院的教学性质就属于义塾，也是两校的精神之所在。
　　陈金声一生致力于兴学，就连死后也不忘此精神。通过研究陈金声的遗嘱，柯木林得知，他在死后不仅把财产中的一部分捐给华文教育机构，就连以英文为主的新加坡书院也一并受惠，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的思想。陈金声在新加坡对于华文教育的贡献，使华文教育落后的新加坡华人子弟得以学习中华文化之精髓，用于开创新加坡华文教育之先河。
　　如今，马六甲与新加坡两地，处处可见当地华侨特意为陈金声而设立的各种纪念性建筑。陈金声倾尽一生为新加坡华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他的后人也谨记先辈的美德与善举，将这份爱心与奉献，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一直继续传承和延续下去……



 

「何時の日か命を受け精鋭の部隊を率いん」― 孫文とシンガポールの辛亥人物

July 11, 2016, 12:3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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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研究》第58号2016年6月 - 「何時の日か命を受け精鋭の部隊を率いん」― 孫文とシンガポールの辛亥人物  (“何日请缨提锐旅”-- 孙中山与新加坡辛亥人物 日文版)


































 

新加坡著名历史学者柯木林宗贤参访福建省济阳柯蔡委员会

July 13, 2016, 8: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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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著名历史学者柯木林宗贤参访福建省济阳柯蔡委员会

木可

　　《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柯木林宗贤，2016年6月2日应邀参加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第八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 联谊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出席大会有来自136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等650人。
　　受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市侨联、泉州市华侨历史学会邀请，柯木林学者于2016年6月14日，在泉州华侨大厦，出席“泉州华侨历史学会2016年理事会”，并作《泽被华社——纪念峇峇先贤陈金声》专题讲座。
　　2016年6月15日，柯木林宗贤在泉州市华侨历史学会刘伯孳秘书长陪同下，前往石狮市参观、考察、指导。我会派出柯朝硕、柯孙新宗长全程接待。上午参访“闽南理工学院”；探考“六胜塔”、“林銮渡”等海丝景点。

　　下午柯木林宗贤一行前往参观“南洋华裔族群寻根谒祖综合服务平台，彭田村试点项目工作室”， 受到彭田村主任蔡永和宗长热情接待。小平台试点负责人蔡其敦秘书长简单介绍组建彭田小平台试点项目的目的及意义，以及著名侨乡彭田村的华侨史及创建寻根小平试点工作情况。

　　紧接着柯木林宗贤在蔡其敦秘书长陪同下，光临济阳柯蔡大厦。 受到福建省济阳柯蔡委员会会长蔡第躼宗长的热热欢迎，并亲自陪同参观本会各部及祭祖大厅。在柯蔡祭祖大厅中，宾主虔诚，参拜柯蔡先贤。
　　为欢迎柯木林宗贤莅临，我会组织由二十多位柯蔡文史人员参加欢迎新加坡著名学者柯木林宗贤的座谈会。在小会议厅举行“欢迎座谈会”， 座谈会首先由会长蔡第躼宗长代表福建省济阳柯蔡委员会，对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宗贤莅临我会参观指导，表示热烈地欢迎及衷心的感谢！接着介绍2014年我 会举办世人瞩目的世界柯蔡宗亲恳亲盛会历程。 最后希望通过相互之间开展互访活动，推进中新两国的柯蔡宗亲联谊，期盼海外柯蔡宗亲“常回家看看”。

　 　柯木林宗贤对我会精心安排热情接待表示感谢的同时，对我会的成立历程、济阳柯蔡大厦的筹建，特别是成功举办世界柯蔡宗亲恳亲大会， 表示由衷的赞赏及钦佩。接着柯木林宗贤介绍新加坡“宗乡总会” 及柯、蔡社团的活动，还有《新加坡华人通史》、《走进新加坡柯氏大宗族》的编撰过程。对今日参加座谈的中青年占近半数，露出欣慰的笑容还有关怀及鼓励。
　　座谈会在宾主互动中和谐的氛围中进行，当双方互赠著作、刊物时座谈会洋溢着热烈地高潮。
　　会后柯木林宗贤亲切地与中青年宗亲交朋友，宾主促膝谈心，纷纷合影留念而其乐融融。

 

我的侨批缘

August 3, 2016, 8:0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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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我的侨批缘 (2016-08-04)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story20160804-649863




历史回望
柯木林／文图
新加坡宗乡总会学术主任

作者毕业于南洋大学历史系，其荣誉学位毕业论文《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1945-49）》，是中国大陆以外第一篇有系统研究侨批的论文，至今为研究侨批必要参考的经典之作。在作者眼中，侨批可被喻为“千面女郎”，因为侨批档案具有多面性，取决于研究者要从哪一方面作切入点。

　　1971年，我的大学荣誉学位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1945-49）》，指导老师是曾任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崔贵强，校外考委则是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郑德坤教授。当年之所以选择侨批研究，乃因发现在新加坡的市街上常有民信局、银信局或汇兑庄的招牌。

亲访战前民信业巨头
　　为什么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商业繁盛，银行业务发达的国家，汇兑信局还能够存在呢？这个问题引起我的兴趣，于是开始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觉到汇兑民信业在1940年代是新加坡各行业中最突出者；尤其在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只有民信业一枝独秀。可是有关民信业的历史，当时还是一片空白，于是下定决心，写作这篇论文。
　　开始写作时一片茫然，不知从何着手。突然我想到了陈育崧，他是国际知名的华人史专家。在很冒昧的情况下，打电话给他，但他却以十分诚恳与热心的口吻，约我面谈。就在他东海岸的住宅里，在他那闻名国内外的书房——“椰荫馆”与他会面。交谈后他立即借我一份文件夹，里面尽是些战前剪报及有关的文献资料。他又取出名片，介绍我去访问林树彦、周镇豪、黄正本三位战前民信业领袖。
　　在陈育崧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论文。这件事使我毕生难忘，而当年我访问过的前辈们，如今都已作古了。人事沧桑，如斯而已。

父母留下的侨批单据
　　我的父亲是厦门海沧的移民，曾与侨批侨汇发生过关系；而我的大学荣誉学位毕业论文，研究的也是侨批课题。这篇论文目前收录在我的著作《石叻史记》一书中，其间155页，有当年我父亲寄往故乡海沧侨批的插图。因此，个人和家庭早与侨批有历史的缘分，天意也！
　　先父柯文法1930年代由家乡福建省海澄县东屿村南渡，先至砂拉越的古晋，后移居新加坡，经营杂货店生意，在吻基（Boat Quay）一带从事饲料贸易。1960年生意失败后，经南洋柯氏公会宗亲的介绍到小坡一家五金行当会计，直至1973年逝世。
　　母亲林荫治为我舅公的养女。先父的发妻（即我的大妈）在日军轰炸鼓浪屿时被杀害。大妈辞世后，父亲在新加坡续娶。我母亲生五男四女。由于在之前我的三个哥哥及一个姐姐在日本统治新加坡期间因缺粮夭折，因此，我在家中的排行仅次于另一个姐姐，而居长子的地位。
　　先父南来后，他的妹妹，即我的姑母依然留在家乡。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不好，时常收到家乡来信。信中除报告平安外，也时常要求我们汇款，或寄送一些旧衣服。晚间也时常看到父亲附案写家书，有时我也跟他去汇款。

侨批蕴藏着无数民间历史
　　然而，当时还不懂事，只是略知在家乡有亲人需要照顾，所收到的家信或回批也不在意，看了就扔。现在这些侨批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始料不及的。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们也没有汇款或者寄旧衣服回去。姑妈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他们都富裕了起来。
　　从个人家庭的故事，可看到侨批的式微是必然的，也看到了中国经济从落后到腾飞的过程。侨批蕴藏着无数的民间历史，不仅仅是“两地书”，更是“抵万金”的家书，很有史料价值！

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2013年6月19日，在韩国光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IAC）第11次会议上，由福建、广东两省联合推荐、中国国家档案局申报的“侨批档案”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侨批是什么，竟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批”是闽南方言，即“信”的意思，原只作为家书报平安与汇款回家糊口的简单目的。侨批可说是海外华人与故乡亲人之间的家书和汇款凭证，是民间原生态“草根”的档案文献，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内并未受到重视，也不被官方典籍文献所记录。
　　从时间上看，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的150年期间，横跨三个时代：晚清、中华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有数十万封由海外侨民通过“水客”“批局”“民信局”“银信局”或“汇兑庄”寄回国内的家书及汇款的“银信”，被统称为“侨批”。
　　侨批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涵盖面很广。从现存资料看，侨批内容繁杂多样，但基本都记录了一个时代低层人民的生活样貌与社会图景，这是最真实、最朴素、最珍贵的原始资料。这是侨批的史学价值。
　　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把侨批誉为“侨史敦煌”。把侨批和中国历史上的“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相提并论，足见其分量。


 

第七届中俄文化大集活动

August 18, 2016, 7: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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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 中国侨联文促会海外理事出席第七届中俄文化大集活动
http://www.chinaql.org/sites/ql/c33/d_20160816165925104136.html?from=message&isappinstalled=1


　　8月11日，由文化部、黑龙江省政府、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阿穆尔州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俄文化大集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开幕。应主办单位邀请，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刘奇部长率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海外二十多位理事及侨商出席开幕式和相关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和俄罗斯欧亚经济一体化构想，以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以文化贸易为重点，突出高层交流和民众参与相结合。活动期间，召开了黑河市与海内理事及外侨领侨商交流合作恳谈会。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部长刘奇出席会议并致词，刘奇向黑河市政府的盛情邀请和精心安排表示感谢，同时请参加活动的侨商与黑河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交流，增进了解，共谋发展，希望大家成为黑河“走出去”的桥梁和纽带，争取成为黑河发展的宣传者和建设者。黑河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张恩亮介绍了市情和投资环境，黑河市政府副市长李兵主持会议。黑河市发改委、黑河市经济合作区管委会等部门分别推介黑河产业项目和产业园区项目。海内外侨领侨商与黑河市及黑河市爱辉区、合作区等部门、企业进行了交流。这次恳谈会是第七届中俄文化大集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进一步加强黑河市与海内外侨领侨商加强经贸旅游等多领域战略合作，更多更好发展商机，实现共赢。



　　8月12日，黑河市委书记秦恩亭会见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部长刘奇一行。省侨联副主席曹明龙，黑河市委秘书长于明海，黑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兵与大家座谈交流并合影。秦恩亭首先感谢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对中俄文化大集活动的鼎力支持。他希望各位侨领侨商代表更加关注黑河发展，多了解黑河、考察黑河、寻找商机，加强交流合作。刘奇部长表示，黑河广阔的发展前景为广大海外侨胞投资兴业提供了难得机遇，是一块难得的投资热土。大家十分看好黑河在黑龙江省“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将积极宣传黑河，进一步搭建桥梁，鼓励引领更多侨资企业来黑河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活动期间，各位理事及侨领侨商还考察了黑河市合作区工业园区，黑河市口岸，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新生鄂伦春族乡，参观旅俄华侨纪念馆、瑷珲历史陈列馆，赴五大连池市进行项目考察并进行交流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