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明日报》- 史学家柯木林：网络新媒体涌现 传统报章更显权威性 (2016-08-29)










 

《新明日报》- 历史学者柯木林：报中之我，报外之我 专业媒体人 不预设立场 (2016-08-30)








 

《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 柯木林 - 宗风远鬯 与时俱进 - 新加坡宗乡总会对华族文化的贡献
















原文：

 

　　在新加坡华人史上,宗乡会馆是华族社会重要的一环。宗乡会馆的历史可说是近百年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史的缩影。从观念而言，宗乡会馆其实包含了二种不同类别的组织：（一）血缘性的宗亲会馆；和（二）地缘性的同乡会馆。过去一百多年来，宗乡会馆在新加坡华族历史上，曾扮演重要的角色。
　　1986年1月2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简称宗乡总会）正式成立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宗乡总会的成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为华人会馆在经历了一百多的风雨历程后，到了1960年代，即新加坡共和国建国之时，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任务，并且多数会馆也已沈寂一段时期。宗乡总会成立后，许多会馆在旧有的基础上，都“动”了起来,他们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好不热闹。
　　从1986年至今, 三十年过去了 ! 对个人而言，三十是而立之年，是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但就团体而言，尤其像宗乡总会这样的组织，过去三十年可说是一个与时并进的三十年。

这就是宗乡总会

　　新加坡宗乡会馆的组织是时代的产物，它的成立与发展，与海外移民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早期南来的华人，大多是在家乡无法生活的穷人。他们主要来自中国沿海各省，如福建、广东及海南岛等地。虽然也有商人，但大多数为劳工、技术工人（如木工）或落魄文人（后沦为写信匠，书记及私塾教员），构成了当年新加坡华族社会的中下层阶级。
　　这批移民离乡背井，远适异地他乡，来到这块英国人在远东建立的商业基地后，身处异地，举目无亲。为了餬口，最须要同乡或熟人照应，才能解决生活问题。在这样的历史 背景下，宗乡会馆应运而生，并起了积极的作用。同乡亲戚间的紧密合作与关怀，是当时求生存的必要条件,   所谓“客旅重洋， 互助为先，远适异邦，馆舍为重”  ，正是当年情景最好的写照。
　　随着岁月的推移，宗乡会馆所扮演的角色也益形复杂。历史上，宗乡会馆是当年各籍贯移民的联络中心和团结机构。从最初单纯地为新客提供就业与住宿的问题, 照顾病弱同胞， 发展到后来的主持婚丧仪式、排解纷争、维持法纪、办医院、办学校和带头发起公益事业等等, 都有他们的参与 。在殖民地时代，当华族社会的福利问题不被执政当局所重视时，是华社内部自生的力量，发挥了照顾华人的利益。从这意义上说, 尤其是在新加坡，宗乡会馆所发挥的社会正能量，不容忽视。
　　然而，华人会馆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1890年，英国殖民地政府就颁布《社团注册法令》（The Societies Ordinance ）予以管制，当时许多会馆都担心有被关闭的危险。52年后，新加坡进入日治时期（1942-1945） ，会馆渡过了三年零八个 月的冬眠状态。和平后，从1959年新加坡自治至1970年代，会馆开始式微，新成立的宗乡会馆，已是凤毛麟角，微不足道 （表一）。尤其是新加坡共和国建国初期, 宗乡会馆的组织被视为“有违国策”。这一切都桎梏了会馆前进的步伐，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转机。


　　1984年12月2日，九家会馆：新加坡福建会馆(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潮州八邑会馆(Teochew Poit Ip Huay Kuan)、新加坡广东会馆 (Singapore Kwang Tung Association)、新加坡福州会馆(Singapore Foochew Association)、南洋客属总会(Nanyang Khek Community Guild)、新加坡琼州会馆(现为海南会馆  The Singapore Hainan Hwee Kuan) 、三江会馆(Sam Kiang Huay Kwan)、新加坡晋江会馆（Singapore Chin Kang Huay Kuan）、及新加坡惠安公会（Singapore Hui Ann Association）联合发起主办《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打破了多年来会馆沉寂的局面。
　　这个研讨会在潮州八邑会馆举行，共有185间会馆的665名代表参加，由时任不管部长王鼎昌（Ong Teng Cheong  1936-2002）主持开幕。研讨会肯定了会馆存在的社会功能，讨论了宗乡会馆如何在新的时代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并提出10大建 议 。事后在研讨会的基础上，由新加坡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新加坡广东会馆、新加坡福州会馆、南洋客属总会、新加坡琼州会馆及三江会馆发起组织“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筹备委员会”， 积极筹组宗乡总会的工作。1985年12月12日宗乡总会获准注册，一个月后的1986年1月27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正式成立。宗乡总会代表了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其中四项主要的宗旨是：
　　（一）促进、加强及鼓励新加坡各华人宗乡会馆彼此间建立更好与更密切的关系、协调、合作及了解；
　　（二）促进、主办或资助教育、文化、社会及其他活动，以提高公众人士对华族语文、文化和传统的认识、了解及欣赏能力；
　　（三）提倡、资助或从事有关华族语文、文化及传统的研究；
　　（四）主办、参与或协助社区与福利服务 。
　　上述四项宗旨，是宗乡会馆在面临式微的挑战后所作出的反应。在统筹统办的基础上，宗乡总会已由过去单纯地照顾族人的切身利益，转化而为全体国人谋福利的团体（见第四项宗旨），俨然以超地缘、超血缘、超帮派、超种族的姿态出现。同时，作为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宗乡总会也提升成为捍卫、保 存、推广与发扬华族传统文化的堡垒与明灯了（见上述第二及第三项宗旨）。在抢救华人意识和维护中华文化的传承上，宗乡总会的成立，为各会馆的生存，展现了新机。
　　这无疑是新加坡华人史上的大事,意义非凡！宗乡总会工作目标非常明确，即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统筹统办，推出一些其他会馆所难以办到的大型活动。所谓集掖成裘，众志成城是也! 为了贯彻总会的宗旨，以黄祖耀为主席的中央理事会，附设一个工作委员会，其下有五个小组，即：行政组、出版组、文化组、学术组、及文史资料中心管委会  （图一），负责将理论转化为行动，并付诸实行 。过去三十年来，宗乡总会通过许多大型活动 ,在塑建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详后文)。

历史传承

　　其实,  新加坡华人会馆早已有成立总会的传统。20世纪初,  就有许多以“总会”的姿态出现而组成规模更大的会馆，如：血缘性的陇西李氏公所（1907年），南洋江夏堂（1924年）；地缘性的漳州总会（1929年）、潮州八邑会馆（1929 年）、南洋客属总会（1929年），和广东会馆（1937年）等等。因此，总会的组织，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我们的前辈早已做过。当然，过去总会的组织，只限于地缘或血缘的组合，直到宗乡总会的成立，才有历史性的，联合血缘和地缘组织的大团结，这不愧为一项划时代的创举。然而有些人怀疑宗乡总会成立的目的，是要“并吞”其他各小会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　
　　上文述及，宗乡总会创始之初，其管理层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央理事会，这是七大发起会馆组成的领导层；另一是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负责向中央理事会提呈活动建议。这种安排似乎继承了当年陈嘉庚改组新加坡福建会馆后的组织框架。
1929年3月，陈嘉庚以中国移民的身份，出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着手改组福建会馆。改组后的福建会馆，领导层由35名执行委员与五名监察委员组成。在35名执行委员会中，五名为常务委员；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教育、经济、建设和慈善五科 。1986年创建的宗乡总会领导层，似乎有当年改组后的福建会馆的影子。
　　早年的福建方言群是新加坡华族社会中最强大的集团， 他们的领袖也就自然成为华族领导层的主要人物 。这种现象延继至今，百年不变。首任宗乡总会主席黄祖耀同时也是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而继任的蔡天宝就是从黄祖耀手中接过宗乡总会会长及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 此次领导层顺利完成交接工作,  正是继承先辈的传统，宗乡会馆组织在这里有其历史传承。
以福建帮为首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在领导层的继承人上没有留下夺权斗争的现象。在新加坡华人史上，福建帮之所以能取得超帮领导权，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种表现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达到了高峰。及至1950年代，陈六使创办全东南亚唯一一所高等学府南洋大学，又是一个高峰。换言之，从19世纪开始的往后一百年期间，福建帮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影响，举足轻重 。

与时俱进

　　这样的影响力及至1986年宗乡总会的成立，依然如故。宗乡总会这个组织在运作了四分之一世纪后, 其领导层也有了变动。2010年10月，服务了25年的黄祖耀，把宗乡总会主席的重担顺利地移交给新的会长蔡天宝 。 蔡天宝出任宗乡总会会长后，成为华社顶尖人物。
　　蔡天宝对会馆的工作，有其一套的管理理念。他认为每一届理事，都应该为会馆未来五年或十年的发展，制定一套具体计划；会馆理事不能只是“挂个名”，必须和企业一样，设定表现指标（KPI）。
　　“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凡事不进则退，会馆也一样。虽然说担任会馆领导人是属于义务性质，但理事们必须不断自我鞭笞，也得为更换新血做好准备”。一言以蔽之，“社团应该与时并进，寻求突破”。所以现代会馆首先必须要有好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效率高的秘书处，其次是要能引进好的人才，会务才能往前发展 。
　　就是在这种理念驱使下，2010年10月以后的宗乡总会，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出台了许多与时俱进的创举，列表说明如下：

         

　　上表主要说明了在前任主席黄祖耀的基础上，宗乡总会重新出发，装修扩展会所，提高员工素质，办公室专业化，利用专业管理系统，重组内部行政工作。2013年提议创建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华族文化中心在2016年年底完工后，宗乡总会又从另一个更高的起点出发。
　　目前宗乡总会共有六个委员会，即：会员事务委员会、社会事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及产业委员会  （图二）。各委员会成员介于10到13人之间，以学术委员会而言，共有12位，其中亦有新移民参与。这是配合政府的融合政策。新移民要融入本地的主流社会，其中一个捷径就是参与宗乡会馆的活动。
    过去数年来，宗乡总会十分关心新移民的融入问题，并推出了许多重要项目， 邀请新移民组织参加,如“会馆走透透”活动、“新移民融入”、“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认识新加坡知识竞赛”等等，目的是让新移民更深入了解新加坡的社会。除了喉舌刊物《源》（双月刊）外，宗乡总会还特别为新移民创办了《华汇》，定期出版 。

总会与我

　　我是在1985年9月 宗乡总会还在筹备委员会的阶段时就加入了。作为首任学术主任，从1986年至1995连任10年之久。1995年后由于海外工作关系，一度离开宗乡总会。2010年，再度重掌学术委员会，此间前后30 年，基本见证了宗乡总会从诞生至“而立之年” 的历史历程。2011年1月，当宗乡总会纪念成立25周年之际，我撰文〈“一万年来谁著史”— 重返宗乡总会绪言〉，发表在《总会二十五年》特辑 ，表述了个人参与宗乡总会的感想。
　　必须感谢蔡锦松，是他把我引进宗乡总会的。锦松是当年宗乡总会的首任秘书长，也是我中学时期的学长。由于他知道 我个人的爱好，因此在宗乡总会创始之初工作委员会的五组中，要我负责学术组（即今学术委员会）。学术组主要的任务是普及、推广与提高新加坡华人历史研究。我领导学术组负责这项工作，前后有15年之久。
　　总结过去30年，学术组的主要任务，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前15年，主要是推广、普及、保存及整理华族历史文化的工作。自从2010年重掌学术委员会之后，更有系统的在过去15年的基础上，重新出发，以新加坡华人历史文化为主轴，自2011年4月至今，共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与系列专题讲座有：“闽帮人物与闽商精神” 国际研讨会 （2011年4月）、“新加坡侨批文化展”（2012年9月）、《三州府论坛 》之 “百年盘点：峇峇人物与文化”（2013年9月）及《关公文化》 座谈会 （2014年8月）。 此外，还有个别的讲座如《从历史文化角度谈华经商》 （2011年6月）等。
　　比较受欢迎的专题讲座就是《石叻坡记忆》系列讲座 。至今已举办了“新加坡四大历史名楼” （2012年4月）、“家书抵万金”（2012年9月）、“新加坡历史悬案”（2013年5月）、 “星洲四才子”（2014年5月）。这系列讲座的特色是雅俗共赏，几乎场场爆满。2015年10月，又举办《名人与庙宇》座谈会，旨在带领公众探索新华历史名人和庙宇宗祠的情结，领略南洋的庙宇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宗乡总会每个阶段的标志性学术活动中，我作为主要推手参与其事。比如，当宗乡总会还在筹委会阶段时，就策划与《联合晚报》合办 “历史就在你家里”活动，向民间征集有历史意义的旧照片(1985年9月至1986年3月)。宗乡总会正式成立后，乃将这些征集到的旧照片，配合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与口述历史馆的资料，主办《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特展及出版图片集（1986年3月）；同时筹办 “新华文史资料中心” (1986年8月)；及主办“石叻夜话”电台讲座 (1987年3月)。1987年6月，负责拍摄首部新加坡华族历史记录片《抚今追昔》  ；1989年1月主编《总会三年（1986-1989）》纪念刊 、并首开《中华文化十讲 》名家讲坛(1989年9月29日- 12月1日) ；编撰《新华历史人物列传》（1995年11月） 。
　　2013年9月重返宗乡总会主持学术委员会后，乃协力 设立“光阴的故事”  历史走廊，同时配合历史走廊的展览，编印《图说石叻坡》 （2014年2月） ，及《石叻寻梦》手机视频导览录音（2015年11月），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重温新加坡的历史。
　　《新加坡华人通史》是纪念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暨庆祝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年的献礼，于2015年11月9日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主持推介发布仪式 。这部历史巨著由我担任主编，内容涵盖了14世纪迄今近700年的新加坡华人历史。这部80多万字，厚826页的历史巨著，筹备工作耗时三年多，动员了新、马、中、港、澳（洲）、及日本37位历史学者共同编撰。作为第一部以华文书写，第一部以新加坡华人为主线的新加坡华人通史,这本史册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从全方位、多角度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可以让读者了解新加坡华人历史的发展概况，以及华人在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特点、成就和贡献 。
　　为了更有效地推广，宗乡总会特别为此主办《新加坡华人通史》座谈会。 座谈会于2016年3月6日（星期日）下午在国家图书馆举行，让广大读者能更深入地阅读这本历史专著。宗乡总会也积极策划出版英文版 ，希望于2019年面世，藉以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年。
　　学术委员会这些年的研究工作，为文史学者与大众提供了分享与交流的平台，并得到学界的肯定，厦门大学更把宗乡总会视为学术研究的合作伙伴。

展望未来

　　宗乡总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肩负着带动华人社会、推展华族文化事业、发扬华族传统的使命 。主办或资助有关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活动，提高公众对华族语文、文化和传统的认识，更是宗乡总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992年宗乡总会与中华总商会联合创立“华社自助理事会 ”，培养和发展华族社群的潜能；1993年成立“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向学生推荐可读性高的华文读物；1995年创设的华裔馆， 作为海外华人研究中心。2004年，再度与中华总商会合作，联合设立“中华语言文化基金”，推动和支持本地华文与中华文化的学习。2011年，设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奖学金，培养双文化优秀人才。而作为华人宗乡会馆的最高领导机构，2012年更设立“年度杰出会馆奖”，获得众多会馆的热烈回响。这些都是宗乡总会工作的重要里程碑。
　　“春到河畔”更是宗乡总会的招牌活动，这项大型活动每年春节必定举行。“春到河畔”活动项目类似中国的庙会，以此保留华人的春节传统。每年出席这项活动的人数当在100万以上。作为新加坡全国人民春节期间的好去处，“春到河畔”也是春节期间新加坡的一道特色人文景观。
　　吸引年轻一代是现今各会馆的主要挑战，也是宗乡总会关注的问题。为了拉近与青年人的距离，宗乡总会举办了大型电视节目“华文智多星” (2008年03月至06月) 、“新加坡华语演讲公开赛”(2011年07月至9月) 、“宗乡会馆青年达人Show”(2011年12月)，同时举办“青年领袖集思营” (2012年05月) 等。此外，还推出“宗乡汇典”综合数码移动平台 (2014年09月)。这个手机及平板电脑的应用程序，能让用户下载会馆刊物、浏览和报名参加会馆活动，以及接收最新资讯与消息，加强会员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以科技保存文献。2016年2月，更倡议“杰出青年奖”，颁奖给对新加坡华社有贡献的年轻人。
　　为了更进一步吸引年轻人，2015年2月，由义安理工学院学生的毕业专题作业，“时光老店企划” （Project Old Jewels）网站也获得宗乡合总会的支持。这个融合访问视频与资讯的双语网站，以多媒体方式向年轻一代介绍本地消失中的传统技艺，如灯笼制作、刺绣、宋谷帽与舞蛇，学生们可免费下载手机游戏应用软件，从游戏中了解富有新加坡特色的文化遗产。宗乡总会会推广这个平台，并计划为它增添更多内容 。
　　2015年是宗乡总会“而立之年”。自兹而后，宗乡总会将一如旣往，继续推出一系列有关华族历史与文化的活动，为普及与弘扬华族历史文化作出贡献。今天，宗乡总会已转型为推广中华文化，保存华人传统习俗的堡垒。如何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与其他各族同胞和谐共处，将是宗乡总会,也是华人会馆新的历史使命。

作者是新加坡历史学者

                     
                   
                      


初稿2016年02月07日
完稿2016年02月20日

注释:
1  根据社团注册局的资料，宗乡总会的注册日期为1985年12月12日，1986年1月27日在香格里拉大酒   店举行成立典礼。当晚共有127间会馆的一千多名代表参加，时任第二副总理王鼎昌为大会贵宾。-- 参阅柯木林主编, 《总会三年》（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89年01月），页113。
2  道光二十四年 [重建应和馆碑]（1844年）,载陈育崧、陈荊和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2年) ，页171。.
3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年11月），页75-127。
4  柯木林, <关于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载《联合早报》 , 2012年03月07日。文章认为新加坡日治时期应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9月12日。
5  这十大建议是（1984年12月2日）：
   1. 宗乡会馆有必要配合新的社会情势，修改章程，开放门户，让不同籍贯，宗族的同胞参加活动；
   2. 主动积极地进行自我更新，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接班人，让有才干、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进入领导层；
   3. 按照年轻人的兴趣与需求，增加新的活动，吸引年轻人加入；
   4. 竭尽所能，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工作；
   5. 在保留与发扬华族优良传统与文化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尽力推广华语和华文；
   6. 加强与社区组织的联系，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7. 宗乡会馆之间应加强联系与合作，联合主办符合国家利益及会馆宗旨的大规模活动，如研讨会、体育竞赛、学术竞赛及文娱表演等；
   8. 吁请政府优待宗乡会馆租用或购买会所；
   9. 吁请政府将武吉巴梳一带发展成为会馆区，从而配合我国的旅游计划，将该区发展成为东方传统文化中心之一；
   10. 尽速成立全国宗乡会馆联合委员会，以便统筹与协调各会馆今后的发展与合作，同时创造条件，促使上述各项建议得以实行。
   -- 参阅 《总会三年》，前引书，页109。
6  参阅〈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章程〉之 “宗旨”条款4（a）（b）（c）&（e），载《总会三年》,前引书，页111。
7  此工作委员会日后改为执行委员会，五组改为六个委员会，即：会员事务委员会、社会事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及产业委员会，参阅注14。
8  柯木林, 〈华人会馆的现代化问题〉，载柯木林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8月），页256。
9  杨进发著，《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页 18。
10 《新加坡华人通史》，前引书，页80。
11 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前引书，页 10。
12 蔡天宝接任后，将宗乡总会“主席”改称“会长”。
13 参阅《早报星期天》，2010年8月1日。
14 参阅注7。
15 宗乡总会喉舌刊物《源》创刊号于宗乡总会成立典礼时面世（1986年1月27日），原为季刊，从2012年9月起改为双月刊，目前已出版了119期。内容主要是报导有关华社讯息及宗乡总会的活动;《华汇》 创刊于2012年9月，这是一本面向本地新移民的读物，季刊，迄今已出版了14期。
16 参阅《总会二十五年》（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1年1月18日）， 页53-56。
17 《抚今追昔》是一部反映新加坡华族奋斗事迹的历史记录片，片长30分钟。内容包括棋樟山检疫站、猪仔馆、祠庙、会馆、学校、公园、医院及许多饶有趣味的历史古迹。配合此记录片，宗乡总会亦印制 “先贤书签”与“古迹书签”(1987年8月)。
18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收录了1819年至1990年间，在新加坡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等各界杰出的历史人物1175名，是一部系统地载录新华历史人 物生平事迹的典籍。这批新华历史人物在各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分别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对促进新华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因此在新华历史上，都该占有一席之位。本列传除主文外，尚载有《新华历史名词解释》、《新加坡宗乡会馆成立年份表》、《新加坡街道英华名称／华文俗名对照表》、《主要名词华英对照表》等七个附录，供读者参考和作补充材料之用。
19 石叻坡是新加坡的旧称。历史图片忠实地展现了历史现场，使人一目了然，它使历史这抽象的名词，变为视觉的事物，有利于普及历史知识。这本《图说石叻坡》（Singapore  Chinese: Then & Now) 就是一部视觉的历史。内容主要是根据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历史走廊“光阴的故事”所展现的302图片，精选其中的171张编辑而成。所有图片均附有中英文简易说明。此外，还有外一章，分别讲述各方言族群领袖人物的简略生平事迹。至于华人八大传统节日 , 也以图片方式介绍其缘起礼俗。
20 李显龙总理在推介仪式上形容《新加坡华人通史》为宗乡总会“献给华社的珍贵礼物”，参阅《联合早报》报导，2015年11月10日。
21 莫美颜，〈全方位多视角看新加坡华人史 〉，载《早报星期天》，2015年12月20日；又参阅王如明,谢声远，〈华人通史通狮城 与总舵手柯木林一席谈〉，载《怡和世纪》(新加坡：怡和轩会刊, 第28期)，2016年3月/5月，页 77-78。
22 参阅 〈宗乡总会庆SG50耗时三年多完成 《新加坡华人通史》11月面市〉，载《联合早报》，2015年07月09日。
23 参阅〈工院生图文视频并用 推广渐失传统技艺〉，载《联合早报》，2015年02月22日。



 

酷饭网 - 福建人杂志 - 做的了总裁，当的了文人，柯木林式的儒雅商人是如何炼成？
http://qoofan.com/read/Vn6wJp9Yl5.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柯木林，1948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厦门海沧；历史学者，专注于新加坡华族历史人物研究，代表作《新华历史人物列传》《石叻史记》等；退休前任新加坡怡安公司（中国）产业总裁。
 
　　近年来，柯木林往返于新加坡与中国的脚步很频繁。“这一次是2013年第5次回到中国大陆，来参加家乡厦门海沧的柯氏联谊会。”柯木林介绍道，“上一次回来是在不久前做客泉州《温陵讲坛》，主讲《陈三五娘与海洋文化》。”
　　对于自己历史学者的身份，柯木林非常确信，他自认为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幼童时喜欢看历史连环画，中小学时期爱读古典小说，大学也修读历史。”他习惯了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谈论时事，以古喻今，用的也是历史”。
　　经常开历史学术讲座，许多人给柯木林冠上了“教授”的名号，可他直言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称号：“我没有在大学里专职任过教，虽然有过许多客座讲座，也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但确实不是教授。”
　　他对别人的恭维并不买账，正如他不在乎别人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一样。柯木林说：“我对人生的定位就是做一个有钱的文化人，这样的人生是最幸福的。当今世上只有两个文人真正做到了，一个是金庸，还有一个是琼瑶。”

商人晓儒智，文人不穷酸
　　同柯木林交谈时，要是把他当作一个历史学者来看，你会觉得他很睿智、懂变通；而如果把他当作一个商人来看，你又会觉得他很儒雅、有学识。他在学者和商人这双重身份里游刃有余，从不回避同时谈论历史与经商这两个话题。
　　历史研究是他的爱好，而从商则是满足他生活品质的保障。他不否认自己对物质的追求：“仅仅做一个文化人并不是我的愿望，没有钱的文化人叫做穷酸。”柯木林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构、私人企业任职，并没有专职从事过历史研究方面的工作。
　　他坦言，当初是因为找不到专业相关的工作才转投其他行业，但是并没有觉得遗憾。“在怡安工作的这么多年是财富的积累，”他说，“为什么要做有钱的文化人？因为文化研究要以资金为保障，我的历史研究经费从不靠别人，都来源于自己。”
　　因为工作原因，柯木林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每到一处，他都会利用闲余时间探访附近的历史古迹，“所有研究费用都是自掏腰包”。尽管从商多年，柯木林从来没有放下对历史的研究，在他看来二者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反过来，历史文化也为经商的柯木林提供了精神上的给养，让他拥有了特殊的商业智慧。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因为喜欢历史，柯木林习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比如他会将古代帝王将相管理国家的方法借用于企业管理。柯木林认为，现在的科技是比以前发达了，但是人的智慧却未必，因此要常以历史为师。
　　当代的文化人里柯木林最欣赏的是金庸和琼瑶。“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既有真才实学，又有足够让人记住的文化标签。他们将文化发展成产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成功的商人。”
　　文化和商业二者并不矛盾，这是柯木林最欣赏的状态。古代的文化人他则喜欢晏殊、苏轼。“他们都是有家底的文化人，写文章做事也有底气。就拿苏轼来说，落了难也不卑不亢，豪气干云。”他认为这才是英雄该有的样子，有一种属于文化人的高贵。

记录历史的人也会永载史册
　　“上学的时候，老师让同学们写下自己的人生理想，全班大多数人写的是将来要从事的职业，唯独我写了4个字：青史留名。”也许别人看到时会有“好大的口气”的感觉，但柯木林从那时就知道，人生应该是由自己决定的，不能碌碌无为虚度一生。
　　1995年，柯木林编著了《新华历史人物列传》。这部著作是一部系统载录新加坡华人历史人物生平的典籍，共收录了1819~1990年间的1175位新加坡杰出华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
　　“先前这块历史研究领域是个空白。之前有一本《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是宋旺相编的，但这本书只写到1919年，后面就没有了。近一两百年的历史还有大量痕迹可循，但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研究、记录，就会消失。”
　　柯木林不想先贤事迹被世人遗忘，于是编著了这本书，希望历史以资料的形式得以保存。“我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就像班固继《史记》编《汉书》、范晔接着编《后汉书》一样。这些史学家最后都青史留名了。”
　　同柯木林见面时，他带来了最新编著的关于新加坡历史名人的书册，十分厚重的两大本，凝聚着他的心血。研究历史是柯木林毕生的追求，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也能给后人留下些什么，不管是他的历史文稿著作，还是对历史研究孜孜不倦的精神。
　　“之前虽然从商，但和朋友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也都是历史。”和柯木林谈话，话题自然离不开他研究的历史。花甲之年的他声如洪钟，说起历史来滔滔不绝。“历史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喜欢研究历史，特别是历史里的人物。”
　　英雄自有别于常人，历史又时常上演着相似的戏剧，如果看得足够远，便可以找到英雄们相通的地方。柯木林觉得研究历史人物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人的际遇会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人的性格又反过来影响人的一生”，因此成败得失皆有来源，英雄们总有一种特殊品质。
　　而研究英雄的品质，能给他人带来很多启迪。在这些人物中，柯木林研究最深的是左秉隆和薛佛记。“左秉隆是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位专业外交官，对新加坡华族社会贡献很大。”虽然当前历史对左秉隆的记载并不多，但是柯木林对他的事迹很感兴趣。
　　“薛佛记是新加坡‘闽帮’的开山鼻祖，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更难得的是薛佛记的后代人才辈出，他们整个家族对新呷两地（新加坡与马六甲）华族社会的影响历百年而不衰。”柯木林探究薛氏家族长盛的秘诀，发现薛佛记留下的家训给了其子孙很大的指引作用。
　　“一个人的光芒能够盖过后世，也只有放在历史中才能实现。但其实不是后世永远无法超越前人，而是先贤已经成为大众心里的一个印记，是已经永驻的光芒。”柯木林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道“永驻的光芒”，“这是人活一生的意义，就算不能成为大英雄，也应该有为成为英雄而努力的心。”

唯有豁达才是最后的答案
　　现在，柯木林已有了孙辈，在家和小外孙女讲中文，也是他的一大乐趣。“华人的孩子怎么可以不会说中文呢？”柯木林对家乡福建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柯木林的父亲是厦门海沧人，幼时柯木林就经常听父辈讲起故乡，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风土人情给儿时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第一次回中国就去了鼓浪屿。”柯木林说。
　　被问及身为新加坡籍闽侨回国后的感悟，柯木林深入浅出地说出了一番道理：“要做到土洋结合，天天向上！如果能在中国生存，天下任何地方都难不倒你……不要以为凡事都是一成不变的，要能举一反三。中国拥有漫长的历史为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也复杂多样，因此可能性很多。”
　　柯木林喜欢曼德拉的一句话：“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
　　对历史看得越透的人，对苦难就看得越轻，柯木林不喜欢谈论人生不如意的经历。他说，人生最难跨过的坎，无非就是经济、感情二事，对此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没有经受过什么情爱的磋磨，也几乎没有为金钱愁苦过，做了10多年总裁，现在卸任了还能继续自己喜欢的历史研究，每次遇到困境，总有贵人相助，老天挺宠我的。”
　　他觉得人生要讲究一个“顺”字，“随着自己的心意来就好”，凡事需豁达，尤其在金钱上不必斤斤计较。“有钱当然好，但不能做葛朗台。”柯木林喜欢交朋友，走到哪里都会广结善缘。有学识有风度又爽朗大方的人，谁会不喜欢呢？
　　对于后生晚辈，柯木林总是耐心劝说道：“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太急，要顺其自然，但并不是说轻易放弃，而是先要努力争取，实在争取不到的时候也不要太过执念。当你觉得人生进入低谷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自己可以扛得过去。”柯木林认为，遇到挫折以后，有3个时间点特别重要：3小时、3天、3星期。“有不少人连3个小时都撑不下去，冲动之下选择了自杀，十分可惜。很多时候，其实只要顶得住3个星期，之后就会觉得云淡风轻了。”



 

《联合早报》- 柯木林 - 晚清驻新首任领事左秉隆 笑余九载新洲住 (2016-09-25)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others/story20160925-670367


　　135年前的今天，中国近代史上由朝廷直接派驻新加坡的首位领事左秉隆踏足新加坡。从此，新加坡华人社会在左秉隆领事的倡导下，掀起了启蒙运动与兴学之风。这一时代的成就，奠定了日后新华社会的基础。
　　今年9月25日是星期天。巧合的是，135年前的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公元1881年9月25日，也是一个星期天。这一天，左秉隆（1850-1924）抵达新加坡，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由朝廷直接派驻新加坡的首位专业外交官。这年左秉隆32岁，适值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壮年。
　　新加坡是中国在海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1877年，当地侨长胡亚基（1816-1880）被委为中国驻新加坡临时领事，然而当1880年3月胡亚基辞世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朝政府的外交部）不再接受临时领事的安排。几经谈判，英国终于同意中国设置永久领事的申请。左秉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抵达新加坡。从此新加坡华人社会在左秉隆领事的倡导下，掀起了启蒙运动与兴学之风。

“左郎夭矫气成虹”
　　左秉隆一生事业以新加坡为重，他在新加坡有两段时间。第一阶段自1881年至1891年，一任三年，连继三任10年，始调往香港。
　　1907年再度南来任新加坡兼海门总领事，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后，仍留寓新加坡。1916年，迁居香港九龙，是年9月回广州定居。
　　在晚清的最后35年期间（1877-1911），清廷对新加坡共派出12任领事，左秉隆可说是任期最长的一位，前后达13年。
　　作为晚清政府的海外官方代表，在左秉隆前期领新的10年间，正值甲午前夕，神州大地，中兴迷梦正浓。新加坡既是东西交通的“南洋第一埠头”，自然成了晚清高官政要及文人雅士的聚散重镇。左秉隆接待了他们，并与他们酬唱交往，留下不少诗篇。这些诗篇为研究新加坡历史的珍贵资料。
　　曾纪泽（1839-1890）是清廷驻英法大臣，中国近代史名人曾国藩的长子，他是左秉隆的顶头上司，也是左秉隆的贵人。当左秉隆领凭上任时，曾纪泽有诗送行：“花萼初春日未中，左郎夭矫气成虹”。曾纪泽对左秉隆甚是器重，说他：“熟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
　　左秉隆的诗才在艺林中是颇负盛名的，《勤勉堂诗钞》（共七卷）即为其诗著。1887年11月，就在左秉隆领新的第六年，也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北洋海军成军的前一年，北洋水师首次到访新加坡。左秉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在题为《中国新购铁舰抵坡喜而赋此》的七言律诗中，写出“喜见王家神武恢”的诗句。　　　1891年5月左秉隆三任期满，接任的黄遵宪于1891年11月1日抵达新加坡。两人交谊甚笃，惺惺相惜。左秉隆写下这样的诗句：“汉家循吏推黄霸，看取声威慑百蛮”。

对新华社会建树颇多
　　左秉隆对新华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他抵步后三个月，全东南亚首家华文日报《叻报》在新加坡出版。从1881年至1891年任领事的10年间，左秉隆倡办同济医院（1884年）赠医施药，设立保良局（1885年）以庇妇孺，取缔猪仔（契约劳工）的贩卖，破获海盗；同时制定一系列文化政策，把新加坡这个蛮荒之地“再华化”。
　　左秉隆不仅鼓励华人子女接受传统教育，亦拨出自己部分薪俸作为奖学金。他也每周六在领事馆举办英文研讨会，亲自担任主席，引导当地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关心中国的历史文化及时局等问题，公开辩论。
　　左秉隆以弱国领事官的身份，面对强势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外交家，为祖国的尊严与千百万海外侨民的福祉呕心泣血。“十载经营荒岛间，不堪双髯已成斑”，其工作与处境之艰辛，可见一斑。
　　1891年11月11日（星期三）左秉隆附搭法国邮船“美路滨”离开新加坡。新加坡华人因感于他10年来卵翼的劳绩，特趁此机会，送他“万民伞”，为他上“德政碑”。他为避免打扰大家，故于深夜3时上船，但赶至船中叙别的人仍然很多，车水马龙，络绎于道，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盛举，由此可见侨民对左秉隆的尊崇和爱戴了。

新华文化的奠基者
　　上海名士李钟珏（李平书，1853-1927）是左秉隆的谱友，1887年闰四月来新，小住匝月，兹后写成《新加坡风土记》一书，对百年前新加坡的民俗与风貌，有详实记载。
　　左秉隆领新期间成立的义塾（学校）很多，计有：陈姓族人所办的毓兰书室，广肇商人所办的进修义学（亦称广肇义学），小坡华人公立的乐英书室，颜永成独资创办的培兰书室，章苑生独资创办的养正书室等五所；加以家塾讲帐之设，一时学校林立，弦诵之声，相闻于道。《叻报》评述说：“叻中书塾，除自请儒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外，其余义塾，多至不可胜言。”
　　因此，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曾将左秉隆领新惠政比喻为“韩（愈）之于潮，苏（轼）之于琼，朱（熹）之于漳，一点也不过分。左秉隆自己说过：“笑余九载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把左秉隆定位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不仅符合史实，也符合他本人意愿。

侧记：左秉隆后裔今何在
　　2009年2月，忽然在我的“博客”里出现一张“纸条”，一位署名“左岸”的访客，自称是左秉隆的孙子，目前住在广州。
　　这信息引起我的高度重视。兴奋之余，即刻与“左岸”取得联系。
　　根据已知资料，左秉隆原配夫人刘氏早逝，无所出。次夫人陈氏育有四子一女，四子中一痴二癫一早折。此外还有三夫人黎氏生子二人（左镛、左铭）及女三人。
　　那么，左岸究竟为谁所出？
　　为了一探究竟，我决定前往广州会晤左岸。

左公后裔：先祖资料大多毁于文革期间
　　左岸原名左志良，是左秉隆最小儿子左剑明（左铭）的幼子。他对左秉隆的事迹最感兴趣，也收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
　　左志良时年54岁，任职于广州市水务局自来水公司，是一名工程师。他有兄弟姐妹四人，大哥干良（时年72岁）、二哥栋良（时年56岁）、大姐小薇（时年66岁）、二姐小玲（时年58岁），兄弟姐妹全部学理工科并从事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目前都已退休。长兄干良居湖南沅江市，其他则定居广州。
　　左志良还有位堂兄左宗良（时年74岁）住在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退休前是上海市邮政总局（进口包裹科）的职员。宗良的父亲左志美（左镛）乃剑明兄长，即左志良的伯父。
　　有关左秉隆的资料，在文革期间为了避免极左思潮给家人带来灾害，只有忍痛放弃收藏。
　　左志良的母亲曾告诉他说，当时左剑明是“流着眼泪去处理那些旧物件，只留几张普通生活照片”作纪念。目前仅存的一张旧照，是左秉隆去世前五年拍摄的。
　　左秉隆的墓地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1924年左秉隆卒于广州，终年75岁，葬北郊狮带岗之原。

墓葬地带已成高尔夫练习场
　　狮带岗位于现在越秀区登峰街狮带岗（即广州大学附近）。1990年初，我曾独自前往狮带岗寻找左墓，无功而返。此次根据左志良兄弟姐妹们的集体回忆，并在志良及其二哥栋良的带领下，已确定其具体位置就在麓湖高尔夫练习场内，墓葬已不复存在矣!





原文:


　　今年的9月25日，星期天。巧合的是：135年前的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公元1881年9月25日，这天也是星期天。这一天左秉隆（1850-1924）抵达新加坡，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由北京直接派驻新加坡的首位专业外交官。这年左秉隆32岁，适值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壮年。
　　新加坡是中国在海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但设领过程并不顺利。原因是当时新加坡是英囯的殖民地，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就是中英两国的外交关係！英国殖民地政府担心一旦中国在这里设立领事馆，会影响他们对当地华人的统治。說白了，这是一场竞争控制华人的政治对抗與角力。最终以“新人治新” 的方法解决问题。1877年，当地侨长胡亚基 (1816-1880) 被委为中国驻新加坡临时领事，胡亚基同时亦兼任俄国及日本驻新领亊。
　　然而，当1880年3月胡亚基辞世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朝政府的外交部）即与英国交涉，不再接受临时领事的安排。几经谈判，英国终于同意中国设置永久领亊的申请。左秉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扺达新加坡。从此，新加坡华人社会在左秉隆领事的倡导下，掀起了启蒙运动与兴学之风。这一时代的成就，奠定了日后新华社会的基础。

左郎夭矫气成虹
　　左秉隆一生事业以新加坡为重，他在新加坡有两段时间。第一阶段自1881年至1891年，一任三年，连继三任10年，始调往香港。1907年再度南来任新加坡兼海门总领事，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后，仍留寓新加坡。1916年，迁居香港九龙，是年9月回广州定居。在晚清的最后35年期间（1877-1911），清廷对新加坡共派出12任领事，左秉隆可说是任期最长的一位，前后领新达13年。
　　作为晚淸政府的海外官方代表，在左秉隆前期领新的10年间，正值甲午前夕。神州大地, 中兴迷梦正浓。新加坡既是东西交通的“南洋第一埠头”， 自然成了晚淸高官政要及文人雅士的聚散重镇。左秉隆接待了他们，并与他们酬唱交往，留下不少诗篇。这些诗篇為研究新加坡历史的珍贵资料。
　　曾纪泽 (1839-1890) 是清廷驻英法大臣，中国近代史名人曾国藩的長子，他是左秉隆的顶头上司，也是左秉隆的贵人。当左秉隆领凭上任时，曾纪泽有诗送行：“花萼初春日未中，左郎夭矫气成虹”。曾纪泽对左秉隆甚是器重，說他：“熟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
　　1887年11月，就在左秉隆领新的第六年，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北洋海军成军的前一年，北洋水师首次到访新加坡。左秉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在这首题为〈中国新购铁舰抵坡喜而赋此〉的七言律诗中，这样写道 ：“喜见王家神武恢，新从海外接船回。龙旗如面握云日，鱼艇中心伏水雷。自古成功多用众，由耒豪举总轻财。圣朝自备防边策，分付鲸鲵莫妄精” 。
　　所謂“弱国无外交”，左秉隆领新期间的心情是郁闷的! 他是多么渴望看到祖国中兴大业的完成，以提高他个人乃至海外侨民的声望与地位。
　　1891年5月，左秉隆三任期满，但接任的黄遵宪迟迟未能上任。他以诗寄赠，诗末两句：“已是秋风凉冷候，迟君不至益凄如” ，可见其心情的落寞。及至黄遵宪上任（1891年11月1日黄遵宪抵达新加坡），左秉隆又寄以重望：“汉家循吏推黄霸，看取声威慑百蛮”。他与黄遵宪交谊甚笃，两人惺惺相惜。
　　左秉隆的诗才在艺林中是颇负盛名的,《勤勉堂诗钞》(共七卷)即为其诗著。蔡钧的《出洋琐记》载 : “左司马(左秉隆)出感怀诗见示，缠绵跌宕，情韵斐然。司马既精英文，而汉文又如此超卓，殊令人钦羡无已”。田嵩岳的《晚霞生述游》也说 :“中朝领事官为左子兴（秉隆）都转，倜傥有大才…多学工诗，曾一识其风范”。

十载经营荒岛间
　　左秉隆对新华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他抵步后三个月，全东南亚首家华文
　　日报《叻报》在新加坡出版。从1881年至1891年任领亊的10年间，左秉隆倡办同济医院（1884年）赠医施药，设立保良局（1885年）以庇妇孺，取缔猪仔（契约劳工）的贩卖，破获海盗；同时制定一系列文化政策，把新加坡這个蛮荒之地“再华化”。
   左秉隆不仅鼓励华人子女接受传统教育，亦拨出自己部分薪俸作为奨学金。根据记载，左秉隆俸薪每月400两 （约人民币￥ 60，000）。他毎月出课题一次，并亲自为学生修改作业，直至深夜未眠。我们读他这首〈为诸生评文有作〉, 不禁肃然起敬：

　　欲授诸生换骨丹, 夜深常对一灯寒
　　笑余九载新洲住, 不似他官似教官

　　此外，左秉隆每周六在领事馆举办英文研讨会，亲自担任主席，引导当地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关心中国的历史文化及时局等问题，公开辩论。有一位峇峇参加了左秉隆的研讨会，事后写道：“这是一个美丽的回忆，深印在我脑海里，永不磨灭。我感谢叶秘书给我机会，来参观雄辩会的进行。我看到会员们一个个英姿焕发，唇枪舌剑，把讨论的问题，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永远忘不掉主席左秉隆领事的和蔼的态度，明晰的言词，理智的剖断，真令人叫绝。侨生们获得他的教训，将来的成就，是未可限量的” （《雄辩会印象记》）。
　　当年中国领事馆在禧街（Hill Street）55號，左秉隆在这里办公。英国殖民地政府为制衡中国领事馆对华人的关注，在中国设领的同时，也设立了华民护卫司 (Chinese Protectorate)，两者都以新加坡华人为服务对象，在职权上未免有牴牾之处。左秉隆以弱国领事官的身份，面对强势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外交家，为祖国的尊严与千百万海外侨民的福祉呕心泣血。 “十载经营荒岛间，不堪双髯已成斑”， 其工作与处境之艰辛，可见一斑。
　　1891年11月11日 (星期三) 左秉隆附搭法国邮船“美路滨”离开新加坡。新加坡华人因感于他10年来卵翼的劳绩，特趁此机会，送他“万民伞”，为他上“德政碑”。他为避免打扰大家，故于深夜三时上船，但赶至船中叙别的人仍然很多，车水马龙，络绎于道，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盛举，由此可见侨民对左秉隆的尊崇和爱戴了。
　　左秉隆离开新加坡后，清廷想调他任香港领事，但未能成行。究其原因，很大的一个可能性是他的贵人曾纪泽已于1890年故世，左秉隆失去了一位赏识他的上司。
　　1905年，清廷遣五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左秉隆充头等参赞官，游历日、美、英、法、比、德、奥、义等国，英国牛津大学赠名誉学士学位。1907年9月，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此时局势已变，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这个时代已不属于他的。侨民受辱向他投诉，他无能为力，一筹莫展。化为诗篇，自是感人之作：

　　世无公理有强权， 舌蔽张苏总枉然
　　外侮频耒缘国弱， 中兴再造望臣贤
　　自惭衔石难填海， 差信焚香可告天
　　漫骂轻生徒愤激，何如团体固相联

　　此诗读之令人心酸, 往日那种敢作敢为的豪气，不知消磨何所了？！

新华文化的奠基者
　　上海名士李钟珏 (李平书 1853-1927) 是左秉隆的谱友，1887年闰4月来新，小住匝月，兹后写成《新加坡风土记》一书，对百年前新加坡的民俗与风貌，有详实记载。《新加坡风土记》中有一段记录：“近年领事官倡立文社，制艺外兼课策论，稍稍有文风矣”。 左秉隆的努力，使海外华人得以最大程度保留母族文化，有助于海外华人历史的延续。
　　左秉隆领新期间成立的义塾（学校）很多，计有：陈姓族人所办的毓兰书室，广肇商人所办的进修义学（亦称广肇义学），小坡华人公立的乐英书室，颜永成独资创办的培兰书室，章苑生独资创办的养正书室等五所；加以家塾讲帐之设，一时学校林立，弦诵之声，相闻于道。《叻报》评述说：“叻中书塾，除自请儒师以及自 设讲帐者外，其余义塾，多至不可胜言”。
　　因此，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曾将左秉隆领新惠政比喻为“韩（愈）之于潮，苏（轼）之于琼，朱（熹）之于漳”，一点也不过分。“笑余九载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把左秉隆定位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 不仅符合史实，也符合他本人的意愿。
　　这位在民国成立后入籍广东省番禺县的晚清外交官，字子兴，别署炎州冷宦，他的远祖本是驻防广州正黄旗汉军忠山佐领下人。到耒新加坡前，左秉隆是广州同文馆（即今外语学院）的毕业生，后来随曾纪泽到伦敦任使馆翻译。当新加坡领事一职空缺时，曾纪泽即推荐他为新加坡领事，从此左秉隆就与新加坡结下不解之缘。
　　左秉隆在新加坡留下的遗迹，只有两处：一是天福宫内的“显彻幽明”匾（1886年）；另一是都城隍庙的“聪明正直”匾（1907年）。这两塊匾额，至今完好无损，是新中两地友好的历史见证。

左秉隆后裔现状
　　長期以来，我一直努力寻访左秉隆的后裔，都不得要领。作为左秉隆研究者，曾为此抱憾。2009年2月，忽然在我的“博客”里出现一张“纸条”，一位署名“左岸”的访客，自称是左秉隆的孙子，目前住在广州。 这信息引起我的高度重视。兴奋之余，即刻与“左岸”取得联系。
　　根据已知资料，左秉隆原配夫人刘氏早逝，无所出。次夫人陈氏育有四子一女，四子中一痴二癫一早折。此外还有三夫人黎氏生子二人 (左鏞、左铭) 及女三人。而左岸究竟为谁所出？
　　为了“查明真相”，我即刻启程广州与左岸会唔。此行获益良多，不仅访问了左岸，还通过他认识其兄弟姐妹及堂兄，同时，也拜会了左秉隆的曾侄孙左振，得到很多有关左秉隆的口述历史资料，使我们对左秉隆的身后事及其后裔现状，有更清楚的认识。
　　左岸(笔名)原名左志良，是左秉隆最小儿子左剑明（左铭）的幼子。在左秉隆后裔中，左志良对他爷爷的事迹最感兴趣，也收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左志良时年54岁，任职于广州市水务局自来水公司，是一名工程师。
　　左志良有兄弟姐妹4人，大哥干良（时年72岁）、二哥栋良（时年56 岁）、
　　大姐小薇（时年66岁）、二姐小玲（时年58岁），兄弟姐妹全部学理工科并从事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目前都已退休。长兄干良居湖南沅江市，其他则定居广州。左志良还有位堂兄左宗良（时年74 岁）住在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退休前是上海市邮政总局（进口包裹科）的职员。宗良的父亲左志美（左鏞）乃剑明兄长，即左志良的伯父。
　　有关左秉隆的资料，在文革期间为了避免极左思潮给家人带来灾害，只有忍痛放弃收藏。左志良的母亲曾告诉他说，当时左剑明是“流着眼泪去处理那些旧物件，只留几张普通生活照片”作纪念。目前仅存的一张旧照，是左秉隆去世前五年拍摄的。照片背面有左秉隆媳妇龙瑞荆（左志良之母）手写“先祖左子兴（左秉隆别字） 摄于1915年～1920年代”的字样。这张照片甚为珍贵。
　　左秉隆的墓地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1924年左秉隆卒于广州，终年75岁，葬北郊狮带岗之原。狮带岗位于现在越秀区登峰街狮带岗（即广州大学附近）。1990年初，我曾独自前往狮带岗寻找左墓，无功而返。此次根据左志良兄弟姐妹们的集体回忆，并在志良及其二哥栋良的带领下，已确定其具体位置就在麓湖高尔夫练习场内，墓葬已不复存在矣 !

27-06-2016 ·20：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 驻新加坡使馆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会
http://www.fmprc.gov.cn/web/zwbd_673032/gzhd_673042/t1411482.s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2016年10月30日，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蔡天宝、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其生、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外交部东北亚司助理司长林佩珊、晚晴园馆长陈亮发等新加坡政、商、学、媒各界及友好团体代表，在新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等240余人出席纪念会。


　　驻新加坡大使陈晓东在致辞中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矢志不渝，追求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一生；是全心全意，致力于国家建设和人民幸福的一生；也是海纳百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创民族复兴大业的一生。


　　陈大使表示，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其伟大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今天，中国人民正全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陈大使指出，孙中山先生及他奉献终身的中国革命事业都与新加坡结下了不解之缘。建交26年来，中新关系取得长足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中方愿与新方一道，不断深化政治互信，相互理解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维护好两国传统友好的民意基础，共同推动两国“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向前迈进，让中新友谊之树更加枝繁叶茂！


　　新加坡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晚晴园研究员陈丁辉、新中友协第一副会长黄锦西、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在纪念会上分别发言。他们在发言中回顾了孙中山先生同新加坡的特殊渊源，表示新中交往源远流长，民间友好基础深厚，期待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纪念会前后，“孙中山与华人华侨”图片展也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举行。来宾们纷纷驻足观看，反响热烈。




《联合早报》- 讲述孙中山贡献图片展 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2016-10-31)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61031-684198


　　改变中国命运的孙中山，当年为推翻满清政府，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单是新加坡就到访九次。中国文化中心配合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举行图片展，讲述孙中山如何奔走于各地华人聚集处，以及海外华人为辛亥革命所做的贡献。
　　这个名为《孙中山与华侨华人》的图片展，由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主办，于奎因街的中国文化中心举行至星期四（11月3日）。
　　展览分“孙中山的光辉一生”、“华侨为革命之母”、“弘扬中山精神，实现强国之梦”三个部分；有关孙中山与新加坡关系的展览内容，则讲述同盟会南洋分会在本地设立，以及本地华人先驱如张永福、陈楚楠和林义顺等，如何支持孙中山搞革命等事迹。
　　中国大使馆昨天在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孙中山纪念会，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晓东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 晚晴园研究员陈丁辉博士和《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柯木林等本地学者，分别在活动上发表演讲。
　　王赓武发言时忆述他在1952年开始从事学术研究，从有限资料了解孙中山在新马一带的事迹，从此对孙中山产生敬仰。他也叙述如何从孙中山的言论和政治思想中接触到国家、民族等概念，进而启发他对国家、民族及身份认同等问题做更深入思考。
　　王赓武指出，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民族、国家等概念又有新看法，对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也起了影响。他鼓励年轻新加坡人多了解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历史，以及新加坡过去100年来的发展，以及与中国、本区域关系的演变。



80视点网 - 新加坡新闻：讲述孙中山贡献图片展 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http://www.80sd.org/guoji/2016/10/31/139727.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改变中国命运的孙中山，当年为推翻满清政府，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单是新加坡就到访九次。中国文化中心配合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举行图片展，讲述孙中山如何奔走于各地华人聚集处，以及海外华人为辛亥革命所做的贡献。
　　这个名为《孙中山与华侨华人》的图片展，由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主办，于奎因街的中国文化中心举行至星期四（11月3日）。
　　展览分“孙中山的光辉一生”、“华侨为革命之母”、“弘扬中山精神，实现强国之梦”三个部分；有关孙中山与新加坡关系的展览内容，则讲述同盟会南洋分会在本地设立，以及本地华人先驱如张永福、陈楚楠和林义顺等，如何支持孙中山搞革命等事迹。
　　中国大使馆昨天在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孙中山纪念会，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晓东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 晚晴园研究员陈丁辉博士和《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柯木林等本地学者，分别在活动上发表演讲。
　　王赓武发言时忆述他在1952年开始从事学术研究，从有限资料了解孙中山在新马一带的事迹，从此对孙中山产生敬仰。他也叙述如何从孙中山的言论和政治思想中接触到国家、民族等概念，进而启发他对国家、民族及身份认同等问题做更深入思考。
　　王赓武指出，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民族、国家等概念又有新看法，对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也起了影响。他鼓励年轻新加坡人多了解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历史，以及新加坡过去100年来的发展，以及与中国、本区域关系的演变。







 

 

《联合早报》- 晚晴园武昌起义特展 展出逾150文物 (2016-11-07)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61107-686892


　　105年前的武昌起义打响了中国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引发一连串的连锁效应，最终结束长达200多年的清朝统治。为纪念孙中山150周年诞辰及1911年中国发生的武昌起义，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从上周六起至明年4月30日举行特展，让国内外公众通过来自中国及本地的珍贵文物，回顾当年武昌起义的事迹。
　　名为《天涯共此时：武昌首义与南洋回响》的文物与史料特展，前晚连同晚晴园举办的“文化飨宴艺晚晴”举行开幕礼。特展展出超过150件文物及史料。特展除了有部分为晚晴园及私人收藏者的珍藏，其余逾80件展品是从中国武汉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借来本地展出。
　　负责筹划特展的晚晴园研究员陈丁辉博士（44岁）受访时说，晚晴园希望下来能吸引三四万名访客参观特展。晚晴园也利用科技为特展融入互动式内容，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到访。
　　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在开幕礼致词时强调，本地华族可通过各种方式，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本地华族社群可通过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强化晚晴园这类文化机构的角色，以及鼓励本地社群支持文化活动，进而加深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并与其他族群分享。”


 

《联合早报》- 中山会馆办讲座纪念孙中山150周年诞辰 (2016-11-07)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61107-686890


　　孙中山不止九次到访新加坡，期间也应该到访过当时设在直落亚逸的中山会馆。
　　文史工作者柯木林应新加坡中山会馆邀请，昨天在该会馆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讲座上，讲述孙中山与新加坡的事迹。他说，根据王赓武教授的研究，孙中山曾于1900年至1911年间，八次在新加坡停留，后来另一名文史工作者杜南发引用林义顺的记载和其他文献佐证，孙中山也曾于1906年4月到新加坡，因此是前后总共九次。
　　“孙中山到新加坡主要是鼓吹革命，筹款在中国开展革命运动，推翻满清王朝；除非有非常特殊的原因，否则的话，从逻辑上推测，孙中山来新加坡应该是会去由乡人筹组的中山会馆。”

柯木林：孙中山来新不止九次
　　中山会馆当时是在直落亚逸海滨地段，称“香山会馆”。柯木林说：“现在还没发现有关孙中山曾到访中山会馆的文献与文字记录。不过，由于孙中山到南洋曾多次使用假名入境，所以他到新加坡应该不止九次。”
　　有文字记载的资料显示，孙中山第一次到新加坡是在1900年7月9日，逗留了四天；第二次于1905年7月初，只停留一天，夜宿轮船上；第三次于1906年2月16日，在晚晴园住了两周；第四次于1906年4月，住在晚晴园，逗留两周；第五次于1906年7月初，逗留一个半月，仍住晚晴园：第六次于1907年3月底，住在东陵乌节路一间屋子几天。
　　第七次于1908年3月，在新加坡前后住了10个半月，其他时间北上槟城和曼谷等地活动。1908年12月后搬离晚晴园，改住在两处旅店，一处在客纳街85号，一处是在丝丝街77号；第八次于1910年7月11日，逗留一周，住在丝丝街77号旅店；第九次于1911年12月15日，停留一天，下榻慈善家陈武烈花柏山下的金钟大厦（现今丹麦海员教会），地点在秉德路16号。
　　柯木林也引述张永福所撰写的“南洋与创立民国”的资料指出，孙中山在本地有闽南话和潮州话翻译员，平时以广东话跟本地侨领交谈，甚少用英语。
　　中山会馆始创于1821年，起初称为“香公司”；1824年改名“香山公司”，由梁亚盛所创办。1837年香山公司改名为“香邑馆”；1879年香邑馆又改为“香山会馆”，以符合香山县之实名。1937年中国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把香山县易名中山县，于是香山会馆改为“中山会馆”。
　　该会馆目前设在恭锡街20号，是1993年自购的三层楼房地产，于同年12月8日迁入使用至今。


 

《南洋学报》第七十卷 - 柯木林: “敢將先贤较前贤”--从薛佛记到陈嘉庚























原文:

一 引言 ：新华史上的两朶奇葩
　　在新加坡华族史上，从1828年至1949年的120年期间，福建帮财雄势厚、人才辈出，对整体新华社会的发展，贡献至巨。其中薛佛记 (Si Hoo Keh 1793-1847 ) 与陈嘉庚 (Tan Kah Kee 1874-1961) 二人相距81年，前后辉映，可说是新华史上的两朵奇葩。把薛佛记与陈嘉庚二人的事迹连起来看，能把新华历史的发展轨迹及海外华人的心态看得更清楚。
　　本文旨在评述薛佛记与陈嘉庚二人的功绩，并旁及新加坡历史上福建帮领导层的某些方面。薛佛记在开埠初期照顾闽帮族人，其家族在往后一个世纪间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兹后陈嘉庚在前贤的基础上所发挥的功能，己远远超出一个华族领袖所扮演的角色，而提升到国家与民族存亡的高度。

二 从恆山亭到天福宫
　　1992 年5月11日晚7时许，一场大火烧毁了新加坡的百年古庙恆山亭。这座奉祀福德正神 (俗称大伯公，类似中国的土地公) 的古庙,自1828年建成至其毁于大火，已在惹兰红山 (Jalan Bukit Merah) 佇立了164年1。谈到恆山亭，不得不提及其创办人薛佛记。薛佛记不仅是当年恆山亭的大董事，更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2。
　　薛佛记的祖籍在今天的福建省漳浦县石榴镇东山村上营社 , 东山清代属漳浦县,所以他题署时喜欢用 “漳郡浦邑”，以示不忘本源。根据《东山薛氏家谱》所载，薛佛记生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九月廿四日（1793年10月28日），卒于道光廿七年丁未八月十八日（1847年9月26日），生死都在马六甲，可说是个地地道道的峇峇3。如果以其远祖薛一平为第一代，传至薛佛记已是第17代了。不过薛家从第15代薛明绰开始，就已定居马六甲4。
　　薛佛记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 他的矿区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一带5。新加坡是他事业发展的另一根据地。取之社会, 用诸社会。在新加坡发迹后6，薛佛记开始关心旅新漳泉侨民的问题。於是创办恆山亭, 捐建天福宫, 富者乐善好施,成为华族社会的优良传统。
　　薛佛记很有中国文人的气质，他字文舟, 恆山亭创建之初, 赠匾“福弥春秋”, 其中 “秋”字 用的却是古体的“秌” 7，。在新加坡奋斗十数年后, 1843年回到马六甲，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之后在马六甲辞世,终年54岁8。
　　恆山亭所在位置的惹兰红山，当年这里是一片冢山。《恆山亭碑》文说得很清楚：“恒山之左，叠叠佳城，垒垒丘墟……每值禁烟令节，一滴之到夫谁…是以会同人…建亭于恒山之麓，以备逐年祭祀” 9，可见恆山亭之建是在冢山开辟以后。换言之，是先有冢山而后有恆山亭。因此，恆山亭创办的宗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慎终追远”。更具体地说，就是办理旅居新加坡的漳泉人士的身后事问题。比较严肃的邦人聚会，也在这里举行10。
    1828年恆山亭兴建，薛佛记捐款764.2元，占总建筑费的14.3%，任大董事11。早年恆山亭的组织简陋：无会员登记、无会议记录，无组织章程，不过，却树立了选举领导人的原则与领导人的责任感与传统12。恆山亭有一个10人领导层 （5位董事, 5位总理），被视为当年新华社会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 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指出 “领导人物是用他所拥有的财富来鉴定的。 一个领袖，不但要有钱而且要会出钱。本群的一切公益善举，总以他为缘首” 13。
　　薛佛记任恆山亭大董事凡12年。他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冢山的管理组织规模化、制度化。规模化是指扩建恒山亭；制度化即是成立管理委员会，制定管理条规，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14。 
　　恆山亭是开埠初期福建帮的最高领导机构,代表了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的实力,而薛佛记又是此机构的大董事,因此奠定了他在福建帮的领导地位,成了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从年龄上看, 此时薛佛记35岁, 适值风华正茂之年。12年后，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福建帮的领导机构由恆山亭转移至天福宫，薛佛记也退居二线15。
　　1879年，薛佛记已辞世多年，其四子薛茂元 (See Moh Guan  ? - 1879) 依然负起重修恆山亭的重任。薛佛记的孙子薛有礼(See Ewe Lay  1851-1906) 是新加坡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的创办人。《叻报》自1881年12月发刊至1932年3月停刊，足足维持半个世纪以上的悠长岁月。20世纪初期, 历任新加坡市政局主席（1919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及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等职的薛中华 (See Teong Wah  1886-1940)，乃薛佛记的曾孙。一百年来，薛氏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16。
　　1840年，天福宫取代恆山亭成为福建帮的最高领导机构。天福宫位于人口密集的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 ) 17，介於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漳泉侨民聚居的地带。从 “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看, 薛佛记捐金2400元，仅次于陈笃生 (Tan Tock Seng  1798-1850) 的3074.76元18。陈笃生任天福宫大董事, 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这里可以看出福建帮领导权的和平转让，没有出现相互倾轨与内讧现象,为他帮树立良好的榜样。福建帮之所以能取得超帮领袖的地位，不是历史的偶然。
　　天福宫成立于1840年应该可信。该年4月从中国迎来妈祖神像，新加坡还举行了一个盛况空前的迎神庙会，以示庆祝。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对此迎神盛会有精彩的描述19。许云樵教授也肯定此乃天福宫成立的日子20。这座妈祖神像，今天依然供奉于天福宫的正殿里。
　　天福宫领导层的组织， 大体沿用恆山亭旧制。恆山亭有10人领导层，此时天福宫的领导层，已增至12人, 包括1名大董事，2名副大董事，9名大总理21。除大董事陈笃生外，其他领导人尚有薛佛记、龚光传、梁讚源(梁瓚元) 、杨金水、苏源泉、谢宝荣等。其中梁讚源(梁瓚元) 、杨金水、苏源泉、谢宝荣亦为庆德会 (Keng Teck Whay)的创始人22。庆德会创办于1831年，其性质有如互济会，会员泰半是仲介商人，他们购买欧洲舶来品转卖东南亚各地商人23。庆德会“可能是早期由马六甲耒新加坡的峇峇所组织的"峇峇公会”，藉以联络峇峇之间的情谊 ”24。
　　当1850年 “建立天福宫碑记” 落成之际， 陈笃生亦于是年（1850年）辞世,而薛佛记则早陈笃生三年（1847年）在马六甲作古了。此时天福宫的领导层出现真空现象。因为后起之秀的陈金钟（Tan Kim Ching  1829-1892）尚年少 （时年21岁），他要在10年后才登上历史舞台。从1850年至1860年这10年间，谁主政天福宫？新加坡福建帮的领导人又是谁呢？至今尚有争议。然而，陈育崧独具慧眼，他敏感地意识到，此人就是陈金声（Tan Kim Seng  1806-1864）25。
　　陈金声字巨川,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丰山村, 他与薛佛记有姻亲关系26。 一百年前“丰兴号”（陈金声的店号）三字，妇孺皆知。陈金声的祖父于18世纪到马六甲经商，父亲在马六甲出世，本人也诞生于马六甲。陈金声幼年就读私塾学堂，同时进教会学校学习英文和荷文。他一生醉心教育,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 曾捐建崇文阁（1849 年）与萃英书院（1854 年）27。陈金声亦热心公益，1857年11月18日捐款13，000元促政府兴建自来水库，为市民解决水供问题28。陈金声晚年退隐马六甲，为陈金钟取得天福宫大董事铺路。
　　从1860年开始， 陈金钟与邱正忠（Khoo Cheng Tiong  1820-1896）、蔡绵溪(1836-1903)三人领导天福宫凡三十余年直至1890年代29。
　　陈金钟系天福宫首任大董事陈笃生的长子。他幼年受英文教育，亦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陈金钟在新加坡十分活跃,可说是19世纪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852年捐3,000元修葺陈笃生医院, 扩建其两翼病室及改进院务, 此举造福人群, 值得一书。陈金钟能操流利的巫语、泰语, 因而使他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 有出色的表现。和平时期，他积极参与立法议会、市政委员会的事务，协助殖民政府对本岛的治理及策划, 维持地方法律与秩序 ; 又时常举行盛大的宴会, 广邀各族领袖、政府官员，聚集一堂，互相交换意见,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 骚乱期间他成了和事佬, 调解华族间的纠纷。1864年陈金钟受委为五位华人陪审员之一；1871年被封为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此外，陈金钟亦代表日本、泰国、俄国三国担任驻新加坡领事，并被泰皇封为“佛耶”（Phya Anukul Siam-Kitch Upanich Sit Siam Rath,意即侯爵）的荣衔。1888年,日本也授予 “勋三等旭日章”(3rd Class Decora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这在新加坡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30！
　　早年的天福宫似乎已建立了一套良好的选举系统，三年一选，具有相当的民主意识与观念。继陈金钟、邱正忠与蔡绵溪三人领导层后，1897年初的选举，陈武烈（Tan Boo Liat 1874-1934）成功当选天福宫大董事31。陈武烈乃陈金钟长孙，陈笃生的曾孙。陈武烈任天福宫大董事凡18年，并于1906年重修天福宫32。陈笃生、陈金钟、陈武烈祖孙三人领导天福宫前后60年，历四世而不衰，传为佳话。

三  福建会馆的成立
　　天福宫的侧殿, 至今尚保留有一块匾额，上书 “会馆”二字，此匾额是1840年天福宫创建时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可见当年的福建会馆是附属于天福宫，会馆办事处也设在天福宫内的“画一轩”。
　　福建会馆到底成立于何时？长期以来，史学界根据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记载，认为陈金钟在1860年任福建会馆大董事时，就是福建会馆成立之年。战后曾任新加坡华民政务司署要职的郑惠明 (Homer Cheng Hui Ming)，他利用该署档案， 指明1860年为福建会馆成立年代。因此，1860年为福建会馆成立之年，似乎已无异议33。
　　然而，2010年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南海明珠天福宫》一书，民间学者吕世聪根据《建立天福宫碑记》中的一段文字，认为天福宫于道光廿年（1840年）成立时，福建会馆也同时成立34。南澳佛林德斯大学 （The Flinders University）历史系杨进发博士肯定此说。天福宫与福建会馆这两个组织共同存在了75年，直至1916年5月22日，天福宫与福建会馆合并，成为天福宫-福建会馆（Thean Hock Keong- Hokkien Huay Kuan ）35。
　　既然这两个组织共存多年， 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杨进发认为: “ 这个问题至今还未能完全解答，比较合理的看法是两组织分工合作。天福宫领导层负责管理该宫产业与处理传统的迎神，普渡等宗教活动；而福建会馆的领导人主要办理恒山亭与麟山亭的产业，並处理丧葬祭尊的活动。此外， 福建会馆还维持萃英书院等教育事业。 换言之， 一个是有宗教色彩的组织，另外一个是社会活动的团体，两者虽然有共同的领导层，但有不同的职员。这种的解释还须要更多的史料来证实” 36。
　　1889年《社团注册法令》（The Societies Ordinance of 1889 ）生效。该法令把社团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没有政治色彩的社团，免注册；第二类或有政治性质的社团，则为注册社团。注册社团每年必须向社团注册官提呈职员更动，会员记录与会议记录等等。
　　1890年，天福宫成为《社团注册法令》下免注册的组织。1915年福建会馆成立，次年也被豁免注册。从1916 年开始， 福建会馆的名字正式被启用。此前，闽帮人士及《叻报》都以天福宫为福建帮最高机构37。
　　福建会馆成立后，由律师制订会馆章程。原本设在天福宫内的会馆办事处已不敷应用，于是乃另建一屋38，将崇文阁之右廊改造，建筑费则取自天福宫39。虽说1890年以前福建会馆地址是设在天福宫内，但在1890 年注册时， 其地址却在中街(Market Street)29号，主席为邱新再（？-1905）而非陈金钟。说明了此时的福建会馆已具独立性，不在天福宫的控制之下。因此，1916 年可视为天福宫与福建会馆的分水岭40。
　　从1915年至1929年，薛中华连续担任福建会馆总协理15年。在此期间，福建会馆组织并不严密。虽有新章程，但无法实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层缺乏推行改革的决心，故有会馆虚名而无会员的记录。每届选举，座办都得特别用心，免得问题多多。换言之，此时福建会馆的制度已不合时宜，赶不上改良与民主的步伐。就是因为这种散漫，终于导致了日后陈嘉庚改组福建会馆的决心41。

四  陈嘉庚的风云岁月
　　薛佛记辞世27年后, 1874年10月21日，在距离薛氏故里100多公里，车行约2個半小时的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属厦门市集美镇）的一个小渔村，陈嘉庚出世。有关陈嘉庚的资料很多，这里撇开他早年的奋斗史不谈，只侧重他对新加坡的贡献。
　　陈嘉庚以经营树胶业发迹。从1911年开始，他已经是百万富翁。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因经营船务运输而致富。此后，他与弟弟陈敬贤（Tan Keng Hean 1888-1936）两人合作发展树胶制造业、树胶贸易、树胶种植与胶园投资等42。1925年陈嘉庚的事业如日中天，其公司利润高达八百万叻币，雇用工人三万二千人，公司分布马来半岛40处；荷属东印度群岛、婆罗洲、缅甸、泰国28处；香港两处、中国大陆21处，俨然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43。
　　陈嘉庚的领导才能崭露头角，源自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 （Shantung Relief Fund Committee 简称山东筹赈会SRFC）。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44，陈嘉庚担任山东筹赈会主席, 声讨日本。山东筹赈会历时九个月（1928.5.17-1929.1.31）共筹得＄1，340，000叻币。其中抵制日货，即对日本经济的制裁，赢得华族社会极大的反响45。
　　山东筹赈会突显了陈嘉庚的领导才能。后来的历史证明，山东筹赈会可说是“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Nanyang Federation of China Relief Fund简称“南侨总会” NFCRF）的预演。有了山东筹赈会的经验，日后处理更加复杂的南侨总会，当然更得心应手。
　　在处理完山东筹赈会的事务后，陈嘉庚乃聚焦福建会馆。1929年，陈嘉庚以移民身份出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 象征马六甲侨生集团领导会馆时代的结束46。这一年，上距薛佛记创建恆山亭（1828年）整整一百年，历史的巧合，令人惊叹！
　　从1929年 至1949年的20年间，是陈嘉庚的风云岁月年代。尤其在新加坡，鼎盛时期的陈嘉庚，其各企业共盈利约＄8,000,000，每日雇用员工多达15，000人47。在此期间, 陈嘉庚不论在财力、影响力、活动力都是可圈可点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改组福建会馆；二是倾资兴学；三是领导抗日。分述如下：
　　
（一）改组福建会馆
　　福建会馆（Hokkien Huay Kuan）这名称是在1929年才被独立应用。此前为天福宫（1840-1916）；1916年至1929年期间，称天福宫-福建会馆48。
　　陈嘉庚提倡改组福建会馆，源自他的革新精神。陈嘉庚于1909年在新加坡晚晴园会见孙中山，并于次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出任新加坡福建保安捐委员会（Hokkien Protection Fund ）主席，曾捐献孙中山及福建政府20万元49，可见他向来就有革命理念。此次提倡改组福建会馆，其导火线倒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为了解决闽帮教育的经费与董事问题50。陈嘉庚对福建会馆的改革，代表了新兴势力挑战老牌的薛氏家族。盖此时福建会馆的主席薛中华为薛佛记的后人。陈嘉庚与薛中华两人交恶，由此开始51。
　　陈嘉庚改革福建会馆历时16个月，最后的结果是 : 1929年3月16日，新加坡福建会馆改组成功。改组后的福建会馆，改总理制为委员制，领导层由35名执行委员与五名监察委员组成。新改组的福建会馆执行委员会35名委员中，五名为常务委员，陈嘉庚任常务委员会主席。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教育、经济、建设和慈善五科。自此福建会馆面貌一新， 陈嘉庚任福建会馆主席凡20年至1949年为止。此外，他还曾两度出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1923年出任怡和轩俱乐部总理52。
　　无独有偶，几乎与陈嘉庚挑战薛中华的同时，新加坡潮洲帮的另一名新贵林义顺 ( Lim Nee Soon 1879-1936) ，也挑战潮帮传统家族佘有进后人所领导的义安公司 （Ngee Ann Kong Si）。所不同的是，林义顺以另组一新团体潮州八邑会馆（Teochew Poh It Huay Kuan 1928年）告终53。陈嘉庚并没有另起炉灶，他凭其个人的财力与智慧、管理与组织能力，击败薛中华而赢得了福建帮的领导权，荣任福建会馆主席，是年陈嘉庚55岁。

（二）倾资兴学
　　陈嘉庚一生为了办学，究竟投入了多少钱54？这很难算得清楚。根据陈嘉庚本身估计，“其一生为牺牲教育费共达星币800馀万元” 55。他的摰友洪丝丝 （1907-1989）认为，陈嘉庚一生所花在教育上的钱，如果当时用来买黄金，估计相当于现在的一亿美元左右56。杨进发认为，陈嘉庚投资新马与闽南的教育费，估计共＄20,000,000叻币，因而赢得“倾资兴学”的美名。至于陈嘉庚的教育机构所培养的学生，厦门大学林金枝教授曾于1995年做过统计,约有200,000人之多。其中集美学校约 100,000人，厦门大学毕业约50,000人。新加坡华侨中学约20,000余人。这批毕业生，为中国与新马社会作出贡献57。
　　从1906年开始，陈嘉庚直接参与或创办的学校有：道南学校（1906年），爱同学校（1912年），崇福女校 （1915年）等。1918年，他出资创办南洋华侨中学，在负担着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办学经费的同时，又为南洋华侨中学四处奔走，共筹得5万多元，后再捐40多万元作为该校基金58。
　　1918年创立的南洋华侨中学校，是当年东南亚的高等学校。华中至今尤存，是新加坡的名校之一。陈嘉庚办校的精神，在他1950年5月回到中国五年后，他的追随者陈六使（Tan Lark Sye 1897-1972）创办了全东南亚最高的华文学府--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 1955年)。南洋大学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台湾和港澳以外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唯一一所华文大学, 校址在裕廊西云南园（Jurong West 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址)。
　　此外，陈嘉庚亦捐钜款500,000元为震灾救难与建医院之用。他还以身作则，亲自领导五次的赈灾慈善：1917年的天津水灾筹赈、1918年的广东水灾筹赈、1924年的闽粤的水灾筹赈，与1934年的新加坡河水山火灾筹募等等59。
　　国际知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对陈嘉庚的评价很高，他说，如果陈嘉庚是本世纪（20世纪）中华民族伟大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确当之无愧。他付出毕生经历，倾尽个人财富，在社会和海外发展，培育人才，为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巨大的牺牲和卓越的贡献。在历史上这是极少数的人物60。

（三）领导抗日
　　谈到陈嘉庚的亊业，离不开他领导的南侨总会。1938年10月，南洋所属45埠168人宣布成立南侨总会。主席团成员包括印尼的庄西言 (Tjung Sie Gan), 马耒亚的陈占梅 (Chin Chan Boey), 菲律宾的王泉笙 (Ong Chuan Seng) 及越南的陈肇基 (Tan Sau Chi)。陈嘉庚无疑地是整个东南亚华族社会公认的领导人物。此时陈嘉庚64岁61。
　　在八年抗战中，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团结广大海外侨民，以空前的民族热忱和爱国情怀，积极支持和参加祖国抗战，写下了壮丽诗篇。实事求是，如果没有殖民地政府的默许, 陈嘉庚要取得新华社会超帮领袖的地位是不可能的62。
　　谈到南侨总会，不得不涉及南侨机工 (The Nanyang Volunteer Drivers & Mechanics or Nan Qiao Ji Gong )。“南侨机工”这个历史名词，指的是1939年至1942年间，南洋地区（东南亚）的一批热血青年，为了响应南侨总会的号召，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通过滇缅公路，运送战争物资前往中国，在后方支援中国抗日运动的壮举。滇缅公路可说是海外侨民向中国国内输送物资的重要通道63。
　　事缘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爆发后，中国政府迁都重庆，正式宣布全面抗日。当时中国面临的是75%的交通运输线、90%的工业、100%的港口，都落入敌手的危急关头。由于海上运输通道已被切断，为了运送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中国政府乃紧急修建滇缅公路64。
　　当年参加滇缅公路运输队的机工约3193人，他们齐集新加坡，分九批出发前往滇缅公路工作。据统计，滇缅公路上的运输车辆多达3000辆以上，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由南侨机工驾驶的。根据陈嘉庚的估算，仅1939年2月到1942年5月之间，由滇缅公路强运的装配，就高达40多万吨，占整个抗战时期的援华战略物资的一半。海外侨民对抗战的贡献，可见一般。当然这离不开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的努力65。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为了逃避日本人的搜捕，沦陷前夕,陈嘉庚于1942年2月3日凌晨2时，身上带坡币二千元，连家人都没通知的情况下，匆匆启程，乘坐陈贵贱的小火船，离新往印尼爪哇岛避难66。之后又辗转了六个地方，在侨民与厦大校友的多次帮忙下，才得以逃脱日本宪兵的搜查。据说，逃亡期间，陈嘉庚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他的衣袋内，藏有一包毒药和一封遗书67。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陈嘉庚结束了长达两年多的逃亡生活。大难不死的陈嘉庚，回返新加坡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轰动。新加坡五百多个华侨社团，联合为陈嘉庚举行欢迎大会，庆贺他的平安归来。这显示了新加坡各侨团在战后的空前团结，陈嘉庚的声誉在华族社会中达到了空前的高度68。
　　陈嘉庚非常具有历史感，他把一生的经历及二战记忆，编写出版了《南侨回忆录》（1946年3月）及《大战与南侨》（1947年1月）这两本书，为我们保存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洋抗日的珍贵史料。
　　
五  薛佛记与陈嘉庚的领导模式
　　薛佛记与陈嘉庚分别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新加坡华族社会。当19世纪初叶恆山亭创建之际，新华社会仍然处于草创时期。当年华社领袖的职责，重点放在照顾弱小的低层同乡, 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族群冢山的管理，建庙宇，以 "神权取得绅权” 69。因此，薛佛记的领导是在民俗信仰与宗教膜拜的框架中进行的。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华社领导人的职责被放大，不仅仅是照顾乡亲那么简单。他们的贡献，也须惠及全体社会，才能得到友帮族群领袖的支持与殖民地政府的重视。1941年底日本南侵新加坡，殖民地总督“三顾茅庐”，邀请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为殖民地政府解决民防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70。
　　陈嘉庚所处的时代，与薛佛记的时代大不相同。此時，新加坡与东南亚社会已趋向政治化与国际化，陈嘉庚频繁地往返新马、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当然有着不同的视野。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陈嘉庚领导的闽帮在道义与经济上是支援英国的71。当1941年英国政府答应日本关闭滇缅公路的时候，陈嘉庚还为殖民地政府说项72。
　　1940年5月， 陈嘉庚代表南侨回中国慰劳抗战军民，他先到重庆，后到延安。在延安九日，他会见了毛泽东，此行是他政治立场的转戾点。他后来回忆说“见其（毛泽东）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73。
　　殖民时代的华族社会，认同上与中国一衣带水。华族人口虽然庞大，但却无本地意识。他们所祈望的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因此在心理上遂有效忠国家领导层的倾向。谁能把中国带强，便向谁效忠。陈嘉庚政治立场的的转变，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战后国共内战，陈嘉庚政治立场改变。他的亲毛反蒋的言行举止，分裂了华族社会，也影响了当地社会的稳定。1949年，殖民地政府曾考虑扣留他。1950年5月，陈嘉庚回祖籍集美定居，所谓的“陈嘉庚问题”才得以解决74。

六  结语：一个时代的结束
　　薛佛记的远祖很早就出洋，所以在其故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目前也没有资料显示薛佛记有生之年是否曾回故里。2013年8月，为撰写此文，我特地走访薛氏故里。从当地父老的口述资料中得知，曾孙薛中华曾回访漳浦县石榴镇东山村上营社，具体年代不详。
　　其实，薛家自薛荣樾 (See Eng Wat 1826-1884) 这代开始 , 就已经和中国接触频繁。薛荣樾是薛佛记的次子，他经营船务生意, 长期往返新加坡、厦门之间。 这种与中国接触的家庭背景，可能引起薛家对祖国的爱慕之情。急需认同祖国文化及自已寻根的迫切, 亦促使薛家的“内向之心”。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薛荣樾会把他的最小儿子薛有福送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 之后薛有福服务福建海军，1884年于中法马江之役殉国75。薛荣樾的长子薛有礼则创办了新加坡乃至东南亚的首家华文日报《叻报》，并坚持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悠长岁月76。
　　林孝胜在〈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分合问题〉一文中说：“他们（指马六甲华族移民集团）在新加坡和马六甲都有稳固的事业根基，但晚年都退回马六甲老家享清福。在初期，新加坡只是分枝，到十九世纪后期，根枝的地位才调换。他们的后代才将根从马六甲移殖到新加坡来，马六甲反而成为旁枝，犹如中国之於中国移民。庆德会的总部在新加坡，马六甲有分会足以清楚表现马六甲移民的这种定居观念的发展趋势” 77。
　　薛氏族人的移民情况，很切合这理论。薛佛记晚年迁居马六甲，是最好写照。即使在薛荣樾，薛茂元这一世代，薛氏家族在观念上仍是“非定居”的。薛荣樾卒于厦门（1884年），薛茂元死后归葬马六甲 （1879年），可见 “落叶归根”的观念, 仍然根深地固地存在着; 这也说明了他们还没有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事实78。
　　不过，历史局势的发展，使得薛氏家族在薛荣樾这一世代，思想上受了很大的激荡。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正值洋务运动高峰，中国社会掀起了一些新的变化，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1877年，中国设立驻新领事，对海外华侨特别关照79。这一历史事实，吸引了千百万海外侨民内向之心。在大时代的洗礼下，几个世代以来几乎与中国断绝关系的薛氏家族，忽然又在薛荣樾这一世代，扣上环琐。 薛荣樾长期在厦门经商，他的三子薛有福回国服务清朝海军，说明了这时期的薛氏家族，与中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认同; 薛荣樾的长子薛有礼创办《叻报》，也是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一种反映80。
　　然而，在与中国认同的同时，又促长了本地意识的萌芽，《叻报》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全体新华社会的利益。薛有礼卒于新加坡，证明了薛氏家族在薛有礼这一世代已自然而然地定居下来。20世纪初期，薛荣樾的孙子薛中华在新加坡的活动，就是在这定居的基础上展开的81。
　　以福建帮为首的新加坡华族社会，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帮领导人物的合作无间。由“开基”恒山亭的薛佛记到继起的陈笃生、陈金声，并没有留下夺权斗争的现象。福建帮之所以能稳健发展，全靠他们那种大公无私和卓识远见的领导精神。由于福建帮内部团结, 没有彼此倾轧现象, 再加上其财势与能力都凌驾各帮之上, 一旦领导福建帮, 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82。
　　陈嘉庚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和新中国。陈嘉庚可说是新加坡福建帮乃至新华社会的最后一朵奇葩。他的所作所为，至今无人能望向其背。这当然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因素，但陈嘉庚本人的气魄与魅力，亦有以致之。
　　1950年5月21日，已经是76岁高龄的陈嘉庚乘飞机回中国83，投身于更大范围的活动领域，从此，新华社会再也找不到第二位陈嘉庚了！如果说，薛佛记开创了一个时代，那么，陈嘉庚的离去，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84！

原载《南洋学报》 (第70卷, 2016年12月)
　　
注释:
1  柯木林，〈火烧恒山亭的感想〉, 《联合早报》 (1992年5月17日)； 又見杜南发，〈恒山亭之火〉，载《联合早报》副刊《名采》（2013年5月17日）。
2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 43。
3  峇峇即土生土长华人 (Peranakan), 亦称侨生或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他们吸取了马来文化,又保留些许中华文化. 平时在家中使用马来语及英语, 男的叫峇峇(Baba), 女的叫娘惹 (Nyonya)。
4 《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5  宁宜河介于森美兰与马六甲两州之间,是百余年前华族先辈前往马耒半岛内陆拓荒必经的历史河流。
6  从现存新加坡地政局 (Land Office) 契据及恒山亭碑文资料看,薛佛记至迟在1826年或更早一点就已来到新加坡,并且事业有成, 在新加坡拥有七塊土地,俨然是个大地主。--見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2年)，页 6-7。
7  道光八年 (1828年) “福弥春秌”匾, 下款刻曰 “漳郡浦邑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此匾在1992年5月11日大火中被毁。
8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石叻史记》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2007年8月)，页70。
9  道光十年（1830年）《恒山亭碑》，此碑已不复存在 。
10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8。
11 从《恒山亭碑》上看，恒山亭于1830年建竣时，共花费宋银5336.2元。
12 杨进发，〈天福宫與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载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2012年11月），页329。
13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页5。
14 柯木林，〈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 载《石叻史记》，前引书, 页213。
15 柯木林，〈薛氏家族?《叻报》?闽帮文化〉， 载《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
   页 320。薛佛记晚年回到马六甲任青云亭第二任亭主，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
16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石叻史记》，前引书, 页65-73。
17 道光三十年（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称 “直落亚逸街” 为 “直隶亚翼”。 至于天福宫命名的由来，碑文说 “颜其宫曰天福者，盖谓 神灵默佑如天之福也”。
18 《建立天福宫碑记》。
19 (譯文): “这一回的迎神行列，长达三分之一英里，可说锣声震天，彩旗蔽日。而最精彩的还是那些彩女，都是五岁至八岁的小姑娘，一队队出现于行列中紮彩的花台上，穿的是满汉衣服。这些小孩双足踏在铁柱上，铁柱被掩在衣服下，她们服饰艳丽，又多笑脸迎人，有无数锦伞为她们遮掩炙热的太阳。天上圣母的神像是安放在一顶极端华 丽杏黄绸纱的彩轿上，由一队著杏花短襖的“天神”卫护着，被迎到岛上最宏伟的天福宫。这一回的迎神赛会，被视为向华人正式宣布：天上圣母已驾临新加坡。全部迎神用费共达六千余元之钜” --見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pp.50-51；又见“Singapore Free Press & Merchantile Advertiser” dated 23-4-1840。
20  许云樵，《新加坡150年大事记（1819-1969）》（新加坡：青年书局，1969年港初版），页43。
21 《建立天福宫碑记》。
22 括弧中的名字亦出现于庆德会创始人禄位的碑刻上。
23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载《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 页330。
24 吴华，〈不被注意的庆德会〉，载《石叻古迹》，前引书, 页60。
25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10 :“继薛佛记之后，金声与子宪章(即陈明水)先后同为马六甲青云亭主，兼摄新加坡天福宫大董事…”
26 陈金声的儿子陈明水（宪章）乃薛佛记女婿。--见庄欽永,〈《谢仓蔡氏家谱》考略〉，载《新呷华人
  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页 48。
27 見《兴建崇文阁碑记》(同治六年,1867年) 与《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年)。
28 柯木林，〈从陈金声纪念喷泉谈起〉, 载《石叻史记》, 页 230。1857年11月18日正好是陈金声岁的生日。
29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载《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 页330。
30 杨进发，〈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12月出版），页44。
31 《叻报》（1897年4月13日  星期二）新聞〈天福宫公举董事事录〉 ：“初九日为天福宫议举董事之期。是日十下钟后，诸人即陆续齐集，计有百数十人之众。诸人既集，顏君永成即起而拈香祷告。谓今日我闽人等公众董事，因议行投简之法，以觇众志，催愿神鍳在兹云云。言毕，即出木匣一具，内分三格。格外各开一孔，孔傍各黏拟举董事之姓名于上。即邱君新再；林君和坂；吴君寿珍三人也！羁复出红豆一包，即向预议诸人各分一颗，命其于此三人中择一最为信服者投之，以得票最多者掄为董事。于是诸人纷纷投入，迨开而看视。则以邱君新再所得最多，于是遂举邱君以承董事之任。迨至十二下钟之际，复将陈李邱三董事之名，照前法投筒以定正副。迨投毕看视，则举陈君武烈为正董者最多，于是正董之席遂归陈君。并闻是日之议，再于五股头内每股各举二人，以充协理。庶得以咨群材群力，但此协理议人刻猶未经议定。至于是日之议，所最难得者则吊桥头一带米郊中人，莫不联翩而至，竟无一人不到。此为该宫历来集议之所无。诸米商之虔诚踊跃一至于斯，则将来定必能仰邀冥冥之默佑矣！”
32 光绪卅二年 (1906年)《重修天福宫碑记》。
33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载《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328-329。
34 吕世聪，〈天佑福地：从碑銘回顾天福宫的创建历程〉, 载《南海明珠天福宫》（新加坡：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2010年），页220。又《建立天福宫碑记》：“我唐人由内地帆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  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明之保护也。我唐人食德思根，公议于新加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剙建天福宫，背戌面辰，为崇祀圣母庙宇。遂僉举总理董事劝捐，随缘乐助，集腋成裘，共襄盛事，卜日兴筑，鸠工庀材，于道光廿年造成。宫殿巍峨，蔚为壮观…復于殿之后寝堂祀 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
35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329。
36 杨进发于2011年4月7日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举办的《闽帮人物与闽商精神：新加坡福建族群的世纪回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37 《南洋商报》, 1927年11月28日。
38  根据福建会馆旧建筑物上的年代，志明“1913年”。
39 杨进发著，《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页16。
40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329。
41《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前引书，页16-17。
42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334。
43 李培德,〈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廷伸和冲突--以胡文虎与陈嘉庚竞争为个案〉，《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334。
44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第二次北伐进行期间，日本恐怕中国一旦统一，必不能任其肆意侵略，是以竭力阻挠北伐之进行。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1928年，国民革命军于5月1日克复济南，日军遂于5月3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后枪杀，又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官民被焚杀死亡者，达17，000余人，受伤者2，000余人，被俘者5，000余人。
45 《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前引书，页154。
46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335。又参阅新加坡福建会馆编，《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2005年4月初版），页50。
47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334; 又参阅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年3月25日再版），页414 ： “由50岁至52岁三年，為一生中登峯造极，得利最多及资产最巨之时。依上言三年计得利一千零七八十万元”。
48 C.F. Yong , “TAN KAH-KEE :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Revised Edition)” (Singapore :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p 135。
49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页96。
50《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前引书，页17-18 ：“事缘1927年福建会馆属下之道南学校欠缺选举总理与财政等职，爱同学校该届董事选举投票甚寡，故陈嘉庚与薛武院两者再度联任两校之总理与财政职。陈嘉庚本人已连任道南学校之总理凡十年，对于闽侨商家之冷漠选举与本人连任年年感到不耐其烦，于是登文于《南洋商报》（1926年6月18日）呼吁闽帮人士到福建会馆开大会商讨办法，以便解决连任之问题等等。在是年6月25日所召集之第一次闽侨大会，出席者仅寥寥十余人而已…由于6月25日出席人数少，陈嘉庚等再登报呼吁闽侨出席7月16日之大会，结果在该大会中议决本坡闽侨所办之学校宜由福建会馆董事部统辖，将逐年馆业长息及公众捐款补助支配各闽侨所办之学校。此外，该日大会并组一 “改组福建会馆董事兼教育委员会”，举委员12名，以办理改组福建会馆，统计闽侨学校及其经费问题。以陈嘉庚为首的委员会，应用怡和轩俱乐部为办事处，屡次与福建会馆负责人交涉改组事，其过程甚为缓慢。经过了好几个月的磋商，福建会馆始于1927年11月底登报征集会员，凡侨闽之优秀份子，有正常之职业而原认捐基金者，即可为永远会员，且可被选为会董。征收会员与基金共费了四五个月，不幸陈嘉庚等于1928年5月组织 “山东筹赈会” 而把改组福建会馆一事迟缓进行。待 “山东筹赈会”于1929年正月结束后，始有福建会馆之选举…1929年3月，改组福建会馆大功告成。自改组后，陈嘉庚连任福建会馆主席凡二十载之久。”; 又見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331。
51 陈嘉庚改革福建会馆的雄心，引起薛中华的不满。薛中华曾函告华民政务司署，控诉陈嘉庚
为 “颠覆份子”，企图颠覆福建会馆的薛氏领导权。陈嘉庚也不示弱，反击薛中华为买办。由于买办可能有利益冲突，故谓薛中华没有领导闽帮的资格。华民政务司署支持陈嘉庚的看法，
因而决定了薛中华失败的命运。在华民政务司署的眼中，薛中华是闽帮的保守派；而陈嘉庚则代表了前进派。前进派较有把握推动闽帮的慈善与教育事业。
52 《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前引书，页18。
53 李志贤，〈新加坡潮人社团的纷争与磨合〉，《联合早报》，2013年9月27日。
54 陈嘉庚投资办学的数额，可参阅C.F. Yong , opcit, pp. 105-106, “Table 4.1 (Donations to Schools in China)  &  Table 4.2 (Donations to Schools in Singapore,  1907-1941)”。
55 《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前引书，页168。
56 方雁 ,〈倾资办学：坚定的“外行”教育家〉，《福建人》（中国：福建省人民出版社，第09期，2013年10月），页 35。
57 林金枝，〈陈嘉庚倾资办学的国际影响〉，《陈嘉庚国际学会会讯》，1995年3月，页 63，今引自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334。
58 郑琦琦，〈第一等公民—陈嘉庚〉，《福建人》，前引书，页36。
59 方雁 ,〈倾资办学：坚定的“外行”教育家〉，《福建人》，前引书，页35。
60 1990 年3月31日，中国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在1964年1月9日新发现的第2963号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用以纪念陈嘉庚毕生倾资兴学所做出巨大贡献。
61 柯木林主编,《图说石叻坡》（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4年2月）, 页42。
62 陈嘉庚被英国殖民地政府认为是一位“社会秩序的维持者”（Law and Order Man), 也是一位有效能的“合作者”。他在1916年已成为英籍民（British subject), 1918年被封为太平局绅。1923年至1933年，荣任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 局员凡10年。凡能被选为该局局员者，大都是为当局赞同与提拔的侨领。第一次大战期间，陈嘉庚曾捐助星币5000元以支持英国受伤的海陆军战士。通过华人参事局会议，历届华民政务司对陈嘉庚的言行颇为了解。更何况陈嘉庚是新加坡著名企业家，1920及1930年代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如克里福 (Sir Hugh Charles Clifford 1866-1941)、 金文泰 （Sir Cecil Clementi 1875-1947）等，以及地方高级长官都参观过陈嘉庚的工厂，对陈嘉庚亊业进取心、组织能力及为华族社会制造就业机会，往往另眼相看。此外，陈嘉庚本人亦颇得官方人缘，譬如，1925年他担任“筹助新加坡婴儿保育会”会长时，副会长为按察司长（Chief Justice)之夫人，而名誉会长则是总督基里玛爵士（Sir Laurence Nunns Guillemard? 1862-1951)之夫人。再者，陈嘉庚是一位以幇界为基础的社会与政治领袖，而不是一位以政党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者。陈嘉庚本人一向并未进行反英运动， 他是一位抗日救亡的“无党无派”的纯民族主义者。这是英殖民地政府非常关心的。如果陈嘉庚的权力耒自党派，则英殖民地政府必然懼怕陈嘉庚或许会利用有群众基础的党派进行反英或抗英。因此，陈嘉庚这种“无党无派”的政治立场，正符合了英殖民地政府的中立政策，也符合了英殖民地政府反对"有党有派”(如中国国民党与马耒亚共产党等）的传统方針。换言之，陈嘉庚是属于民族主义的“中间派”与“缓和派”。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的领导之为殖民地政府所认可，已是不言而喻!-- 参阅《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页 167-170。
63 柯木林：〈“南侨机工纪念雕塑”为何选址晚晴园〉，《联合早报》，2013年3月9日 ; 又参见摄于1945年3月26日的滇缅公路24拐的历史图像。
64 滇缅公路起点云南省昆明市，终点缅甸北部的小城腊戍（Lashio），全长1146.1公里，中国境内段长为959.4公里。滇缅公路于1937年11月 确定了线路，12月即征工赶修，1938年8月31日全线通车，随后又进行了改善和加固。滇缅公路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南后方一条历时最久，运输量最大的唯一国际通道。
65 郑琦琦，〈第一等公民—陈嘉庚〉，《福建人》，前引书，页24。
66 《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前引书，页69。
67 郑琦琦，〈第一等公民—陈嘉庚〉，《福建人》，前引书，页24-25。
68 郑琦琦，〈第一等公民—陈嘉庚〉，《福建人》，前引书，页27。
69 陈育崧 〈石叻古迹导言〉, 载《石叻古迹》, 前引书，页 iii。
70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前引书，页333。
71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335。
72 1940年7月， 英国听从日本要求，宣布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此举震惊了海内外华人。当时中国各沿
  海港口已被日本控制，封闭滇缅公路无疑切断了中国的外缓物资供应。得知此事，身在重庆的陈嘉庚， 立
  即通过广播告知海外华侨，说英国此回必出于不得以权宜敷衍，他认为关闭滇缅公路不会影响大局，希
  望华侨能够谅解，不可轻举妄动，方是真心爱国。正如陈嘉庚所料，过了一个月，英国就重新开放滇缅
  公路，甚至允许在夜间自由运输。如果当时侨民没有听取陈嘉庚的劝解，一旦发生冲突，结果将不堪设
  想。陈嘉庚真的能为大局着想，沉得着气。---見郑琦琦，〈第一等公民—陈嘉庚〉，《福建人》，前引
  书，页 25-27。
73 陈嘉庚著，《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中国厦门集美陈嘉庚
   研究会联合出版，2004年10月），页185。1941年1月15日,南侨总会在快乐世界运动场召
   开万人大会，热烈欢迎陈嘉庚回囯慰劳视察归来，向欢迎者介绍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延安
   的见闻。
74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334。
75 薛有福是此次海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今天，在福州马尾昭忠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736名阵亡官兵的姓名，其中就有：“扬武”舰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 的刻字,永铭青史。
76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 24。.
77 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第1版），页65。
78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石叻史记》，前引书，页71-72。
79 柯木林,〈 “我视新洲成旧洲” ：左秉隆与新中关系〉，载 《南洋学报》第63卷 (新加坡: 南洋学会, 2009年12月), 页 109-130。
80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石叻史记》，前引书，页72。
81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石叻史记》，前引书，页72。。
82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前引书，页10。
83 《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 ，页74。
84 陈嘉庚于1961年8月12日零时15分在北京辞世，时年87岁。






 

马来西亚研究资讯 - 座谈会：“从陈嘉庚到陈六使的历史贡献”座谈会
http://mp.weixin.qq.com/s/njh037X6BsBT5G_y1kmI8w


“从陈嘉庚到陈六使的历史贡献”座谈会

日 期：2016年12月17日（星期六）
时 间：下午3时至6时
地 点：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诚毅厅（二楼讲堂）
主办单位：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
报名网址： https://goo.gl/h3BifG
电 话：03-2276 4445（周二至周六上午9时至下午6时）
电 邮：mytkkacademy@gmail.com

为了配合“南大精神领航人陈六使”特展的开幕，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将于12月17日下午3时在隆雪华堂诚毅厅（二楼讲堂）举办“从陈嘉庚到陈六使的历史贡献”座谈会，并由陈嘉庚文化中心秘书长陈亚才担任主持人。

届时，国内外学者包括著名文史工作者李业霖、著名时评政论家拿督谢诗坚博士、新马著名独立学者柯木林，以及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高级讲师徐威雄博士将探讨陈嘉庚与陈六使之间的异同和对华人社会的历史贡献、“嘉庚精神”或“南大精神”在海外华人历史脉络中的意义，以及陈六使与南大记忆。嘉庚学堂课程主任潘永强博士与华教工作者莫泰熙将担任这场座谈会的回应人。

上述座谈会入场免费，欢迎公众踊跃出席与专家学者切磋交流，有兴趣者可浏览https://goo.gl/h3BifG 填写报名表格。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系本基金行政处03-2276 4445（周二至周六上午9时至下午6时），或电邮至mytkkacademy@gmail.com，额满为止。










先贤交辉系列特展之【南大精神领航人陈六使】特展
展出日期：2016年12月17日 至 2017年8月
开幕日期：2016年12月17日（六）下午2时
展出地点：马来西亚陈嘉庚纪念馆（隆雪华堂三楼）
地 址：No.1, 2nd Floor,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马来西亚陈嘉庚纪念馆在2015年推介“先贤交辉”系列特展，特展首炮的主角是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博士——“承先启后：李光前的慈善精神”特展。

这一回，”先贤交辉“系列特展的主角是与李光前同是50年代举足轻重的胶业矩子和慈善家，即南洋大学倡办人——陈六使先生。

陈六使与陈嘉庚同样来自中国福建省同安县集美，两人相隔23岁。陈六使在陈嘉庚创建的集美小学受教育，初来南洋时也在陈嘉庚公司打工，与陈嘉庚的关系既是校主和东家，亦是伯乐与千里马。

欲知更多陈六使先贤的生平事迹，欢迎您在今年12月至明年8月期间登门参观【南大精神领航人陈六使】特展，入场免费。

若是团体，欢迎事先预约导览服务，联络号码是：03-2276 4445（周二至周六上午9时至下午6时），或电邮至mytkkfoundation@gmail.com查询。









 

福建省侨联 - 《远方的惦念——2017华侨华人春节联欢晚会》筹备进入倒计时
http://www.fjql.org/2017-01/16/content_18989259.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四海迎春新气象，五洲同庆中国年。一场寄托祖国惦念和海外游子思乡情怀、以展现全球华侨华人风采为主题的晚会《远方的惦念——2017华侨华人春节联欢晚会》1月18日将在福建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举行。随着演出时间越来越近，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进行，整台晚会进入紧张的倒计时阶段。
　　《远方的惦念——2017华侨华人春节联欢晚会》是由中国侨联与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福建省侨联、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侨联之友、海峡卫视、中侨佳信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福建省侨办、福建省海联会协办，山水文园提供特别支持的一场公益性的主题晚会。
　　为奉献一台主题突出、精彩纷呈的晚会，导演组在三个方面做足文章。一是凸显主题和华侨特色，导演组围绕“祖国惦记你”和“海外游子情”两条主线，充分挖掘彰显全球华侨华人同根同源、同心同德，共筑“中国梦”愿景的文艺节目。目前，许多德高望众的表演艺术家已受邀参与晚会演出。二是成功邀请执导过1984年、1986年、1987年春节晚会并出任1997年、2004年春节晚会总导演的袁德旺老师加入导演组，邀请国家一级编剧、著名策划人、撰稿人任卫新老师任总撰稿，为晚会的艺术水准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秉承打造“侨创、侨演、侨唱”春晚的初衷，将邀请全世界300位著名侨领以及各省侨联主席参与盛会。导演组在全球范围内向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发出邀请，征集优秀的文艺节目。特色征集活动得到了全球华侨华人的热情响应，收到超过百组的推荐作品，出乎导演组意料，其中更不乏让人眼前一亮的表演，这些海外优秀节目最终都将以不同方式呈现在春晚舞台上。
　　与此同时,春晚摄制组还沿着“一带一路”国家，开启海外拍摄的旅程。在“万塔之国”缅甸，记录公益行动的温暖瞬间；在“友谊群岛”汤加，感受中国援建的热火朝天；在令人惊艳的阿联酋和迪拜，邂逅帆船酒店点亮中国红的那抹绚丽迷人；在“啤酒故乡”德国，欣赏京剧快闪的韵味醇厚。各具特色的旖旎风景，千姿百态的异域风情，寄托了全球华侨华人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怀，融入到春晚节目的编排串联中。
　　目前，晚会已进入最后的彩排阶段，演职人员都已邀请到位，节目内容基本确定，各项接待和后勤工作正有序开展，物料的收集工作将在晚会前准备就绪。
　　据悉，本台晚会将于2017年春节在东南卫视、海峡卫视首播，随后在各大洲华人电视台同步播出，并拟在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媒体进行精编播出。
　　此外，本场春节联欢晚会分为两部分组成：
　　一、 星光大道，1月18日17:00开始，拟定时长一小时，地点：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综合体育馆北广场；
　　二、 联欢晚会，1月18日19：30开始，地点：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综合体育馆。
　　此外，届时一系列论坛活动也将举行：
　　一、1月18日，8:30——11:30，聚焦“一带一路”专题论坛，地点：融侨皇冠假日酒店；
　　二、1月18日，14：00——15:00，公益慈善发展研讨会，地点：融侨皇冠假日酒店。


 

NLB - One hundred yea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 the annotated edition - Song Ong Siang
http://eresources.nlb.gov.sg/printheritage/detail/90de4577-25a7-416f-8ec6-994f1536c40b.aspx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 being a chronological record of the contribution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of Singapore; of events and incidents concerning the whole or sections of that community; and of the lives, pursuits and public service of individual members thereof from th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 on 6th February 1819 to its centenary on 6th February 1919

This is the annotated edition of Song Ong Siang's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tha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3. The book continues to remain popular as it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the key personalities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who were active between 1819 and 1919. This annotated version contains additional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nd “accurate references to the source material used by Song in his compilation of the work”.

Title: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 being a chronological record of the contribution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of Singapore; of events and incidents concerning the whole or sections of that community; and of the lives, pursuits and public service of individual members thereof from th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 on 6th February 1819 to its centenary on 6th February 1919

Creator:
   Song, Ong Siang

Subject:
    Chinese--Singapore--History
    History
    Community leaders
    Pioneers
    1819-1826 Founding and early years
    1826-1867 Straits settlements
    1867-1914 Port city
    1914-1942 Cosmopolitan city
    Immigrants--Singapore
    Singapore--History--1819-1867
    Singapore--History--1867-1942

Publisher: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2016

Contributor:
    Tan, Kevin
    Uma Devi, G.
    Kua, Bak Lim
    National Library Board

Digital Description:
    application/pdf, 10153 KB, 872 p. : ill.

Table of Contents:
    Contents
    List of illustrations
    Annotator’s preface
    Note to readers
    Acknowledgments
    Foreword by William Makepeace
    Compiler’s note by Song Ong Siang
    Table of Chinese names
    Chapter I: Introductory
    Chapter 2: The first decade (1819–29)
    Chapter 3: The second decade (1829–39)
    Chapter 4: The third decade (1839–49)
    Chapter 5: The fourth decade (1849–59)
    Chapter 6: The fifth decade (1859–69)
    Chapter 7: The sixth decade (1869–79)
    Chapter 8: The seventh decade (1879–89)
    Chapter 9: The eighth decade (1889–99)
    Chapter 10: The ninth decade (1899–1909) first part
    Chapter 11: The ninth decade (1899-1909) second part
    Chapter 12: The tenth decade (1909–19) first part
    Chapter 13: The tenth decade (1909-19) second part
    Index.

All rights reserved.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2016


 

光华网 - 元宵节办三州府论坛 免费公开各界报名参加
http://www.kwongwah.com.my/?p=251583

　　（槟城7日讯）继新加坡首办后，第二届“三州府”论坛在相隔逾3年后于2月11日（周六）元宵节当天，在槟城新关仔角葛尼酒店会议厅举行，该论坛公开免费给各界人士报名参加。
　　论坛由槟城环宇教育中心联合槟州华校教师会主办；协办单位包括新加坡宗乡会联合总会、马来西亚侨生公会及中国福州大学。也是环宇教育中心董事长的大会主席拿督谢诗坚博士指出，首届“三州府”论坛于2013年在新加坡首办，第二届论坛原定两年后于槟城轮值举办，惟却因为一些因素延至相隔逾三年后终举行。
　　他说，此次论坛经费开销由环宇教育中心承担，论坛的目的旨在盘点三州府历史文化、促进三地与中国学术交流，加强民间社团联系。活动从2月10日至12日举行，至于开放给公众的论坛将于11日全天举行。
　　当天论坛分为上半场及下半场，其中上半场将由邱武德教授发表主题演讲、黄贤强博士主讲“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下半场分别由柯木林主讲“三州府与中国领事”、苏文菁教授主讲海上丝绸之路回归与马六甲海峡前景展望、林建成律师主讲“我的父亲林苍祐”。
　　他说，三州府坛论除了恭请槟州首长林冠英出席开幕外，也将邀请中国驻槟总领事吴骏担任演讲嘉宾，届时来自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的学者将针对海峡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意义作出探讨，也包括突出中西著名学者辜鸿铭及著名政治家敦林苍祐医生的贡献。
　　他呼吁公众报名参加，预算人数约200名，报名截止日期是2月6日，表格可交给环宇教育中心：地址：No1, Halaman Melaka（off Seang Tek Road）,George Town（电话04-2271388）或协和小学，电话04-2270075或电邮至2017SSF@gmail.com
　　记者会上，也是槟州华校教师会执行顾问的大会署理主席罗月清校长表示，感激环宇教育中心邀请槟州华校教师会联办。出席记者会者包括槟州华校教师公会主席的大会副主席王联兴校长、副主席茱莉娜郭、执行秘书吴美润、副执行秘书罗明渊副校长、财政杨恩年、委员陈德明校长、梁淑鸾校长等。






 

《新明日报》- 旧福特车厂资鉴馆 翻新后改名“昭南展览馆”命名惹争议 (2017-02-10)




 

闽南网 - 首批13册“海丝丛书”昨日北京首发
http://www.mnw.cn/quanzhou/news/1603819.html


　　闽南网2月25日讯 昨天上午，由福州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丛书中的《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一册，由泉州侨批收藏与研究者黄清海撰写。
　　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在多年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的基础上，依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策划设计了丛书。丛书通过挖掘本民族海洋文化基因，探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经济、文化的关联，建设具有中国气质的海洋文化理论知识体系。昨天，丛书首批13册正式发行，包括新西兰作者的《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马来西亚黄裕端的《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新加坡柯木林的《从龙门牙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以及泉州黄清海撰写的《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等。（海都记者 吴月芳）



新华网 -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出版
http://www.fj.xinhuanet.com/wenhua/2017-02/24/c_1120527031.htm?from=singlemessage


　　新华网福州2月24日电（郑倩）记者从福州大学获悉，《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出版。
　　据悉，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智库”在多年对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依托中国著名的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策划设计了本套丛书。该丛书首批13本图书由来自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新西兰4个国家、10所高校的学者队伍完成，目前已由社会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丛书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讲述了上下数千年、纵横东西洋，领略人类突破陆地的极限、进入海洋之后的文明生产。并通过挖掘本民族海洋文化基因，探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历史、经济、文化的关联，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海洋文化理论知识体系。
　　该丛书13本图书分别是《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国际法新命题：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东海海域移民与汉文化的传播——以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中心》、《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海上看中国》、《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和《人民币区域化法律问题研究》。



人民网 -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出版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224/c1002-29105979.html?from=singlemessage


　　人民网北京2月24日电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首批成果发布会2月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发布了该丛书首批13本图书。
　　会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发表致辞，对该丛书及作者团队给予高度肯定，表示该丛书既是学者们的成果，也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智库，为中国海洋强国的实现做出了研究者应有的贡献。主办方福州大学社科处处长高明发表致辞，表示该丛书是多方合作的成果，同时响应了“一带一路”这一专题，时代特征鲜明，他表示该丛书一定能如同春雨一般，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丛书主编苏文菁表示，该丛书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通过挖掘本民族海洋文化基因，探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经济、文化的关联，建设具有中国气质的海洋文化理论知识体系，达到与中国海洋强国相匹配的文明自信。
　　据悉，该丛书首批13本图书由来自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新西兰4个国家、10所高校的学者队伍完成，目前已由社会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丛书13本图书分别是《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国际法新命题：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东海海域移民与汉文化的传播——以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中心》、《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海上看中国》、《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和《人民币区域化法律问题研究》。（可黎明）


网易 -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今发布_金羊网新闻
http://news.163.com/17/0224/16/CE26IA1900014AEE.html


　　大洋网讯 记者今天获悉，由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承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首批成果发布会今日在北京举行。
　　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在多年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的基础上，依托中国著名的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策划设计了本丛书。丛书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通过挖掘本民族海洋文化基因，探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经济、文化的关联，建设具有中国气质的海洋文化理论知识体系。
　　据介绍，目前该丛书首批13种图书已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分别是《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国际法新命题：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东海海域移民与汉文化的传播——以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中心》《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海上看中国》《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人民币区域化法律问题研究》。
（广报记者赵琳琳）


Stdaily 新闻频道 - 建立中国气派的海洋话语体系《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在京发布
http://www.stdaily.com/cxzg80/kebaojicui/2017-02/25/content_518934.s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2月24日，由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承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首批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学界、政界、媒体界近百名代表与会。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海洋没有陆地上的“画地为牢”，流动的海水冲击着陆域上人为的各种分界；不夸张地说，组成现代社会的新阶级、新组织、新游戏始于人类大规模的海洋活动。
　　当人类从陆地跨向海洋、在海域上进行大规模的活动的时候，一种不同与陆域生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交往、人与自我的交往就此展开。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层面打开人类与海洋互动之后产生的新文明之门，本套丛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讲述了上下数千年、纵横东西洋，领略人类突破陆地的极限、进入海洋之后的文明生产。
　　中国学术界长期忽视海洋文明研究，海洋常识的普及与理解是现阶段海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中国历史上海洋文明的“失语”，中华民族生存的空间环境入手，梳理东南沿海的海洋族群以及他们与其他地区海洋族群的关系，并且在数千年的长时段历史发展中观察该族群的变化：他们在国家号召“下海”的时候形成自己的族群个性；在主流文化阻止出海的时刻，依然以海洋个性“冒险”出海；这是中华民族中最具海洋个性的群体。中国海洋文化是一种和平的，发展的，与人类共荣的文化，它也代表着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重返世界大舞台的中国本来应有的文化姿态。
　　了解中国的海洋文明尤其是中国海洋族群经略海洋的历史，是新时代每一个中国人的诉求。从长时间段、全景式地观察海洋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经历了三次“向海”的发展历程。唐代中国始设“市舶司（使）”，在传统陆域经济之外有了海洋经济的因素；陆域被挤压的宋朝以“开洋裕国”为国策；元代中国打通了欧亚大陆两端的直接贸易通道。明清，主流社会采取保守的海洋政策，东南沿海的海商却冲破海禁，开启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白银时代”。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推开了中国的南大门，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第三次奔流“向海”。今天的中国，进入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新纪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阶段任务。
　　本套丛书主编、福州大学苏文菁教授最后总结指出，今天的中国人需要进行“三级跳”：跳出欧洲文化优越论的圈子、跳出中国农耕文化一元论的桎梏、跳出学科规划的小圈子，充分发掘本土的海洋文化资源，展现中国海洋族群悠久的历史和中国海洋文明厚重的积淀，建立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海洋研究话语体系。


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在京发布
http://headline.fjtv.net/folder1131/2017-02-25/1001320.html#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联合早报》- 许云樵珍贵藏书 落户国家图书馆 (2017-02-28)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70228-729872


　　已故学者许云樵的数千册藏书已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当中最珍贵的包括清版《武备志》中的一本郑和航海图，以及许云樵实地考察姑苏后所出版的《姑胥》。
　　已故学者许云樵的百余箱藏书，1987年因收藏者许木荣面对业务困境不得不另觅安身处时，这批藏书一度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和国家图书馆之间“徘徊”。许氏家族最后选择当时刚成立的宗乡总会。没想到27年后，藏书中最重要和珍贵部分，还是以国家图书馆为最终归宿。
　　宗乡总会是在2014年9月30日与国家图书馆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把源自许云樵藏书中的5000多本书册、日记、手稿等捐给国家图书馆保存。另外还有1300多本由宗乡总会出版或收藏的会馆期刊、书籍、校刊、课本、杂志等也一并交给图书馆收藏。移交工作在2015年完成。
　　一生钻研东南亚史的许云樵（1905-1981年），耗尽毕生心血蒐集3万册藏书，晚年却因家境不佳和疾病缠身被迫出让藏书。木材商许木荣知道此事后，于1981年3月出手顶下藏书并承诺日后要建私人图书馆。可惜事与愿违，他在几年后因生意出状况被迫为藏书另觅归宿。
　　成立于1986年1月27日的宗乡总会，当时正在筹备成立“文史资料中心”，于是在早期立法议员林子勤，儒商张良材等人的协助下，让这批藏书成为文史资料中心的镇馆之宝。
　　不过根据《联合早报》1998年中的一篇报道，藏书到了文史资料中心后，虽对外开放却少有人问津，本地访客更少之又少，倒是有不少外地访问团慕名而至。
　　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说，把许云樵藏书转赠给国家图书馆，是要更好的保护这批藏书中的珍贵善本，手稿和绝版书等。
　　他指出，只有图书馆有专人和设备来保存这些因年代久远而变得脆弱的书本，必要时图书馆还能进行修复。

藏书将逐步数码化 未来可网上查阅
　　宗乡总会的执行总秘书马进强说，国家图书馆会逐步把整批捐赠数码化，大家日后要翻阅这些书籍只须上网，根本不需要动到原件，因此也能起到保护藏书的作用。
　　绕了一大圈最后到了国家图书馆的这批藏书，这回得到藏书中的“最高礼遇”。当中最珍贵的部分，包括善本、手稿、日记等，目前已入住李光前参考图书馆（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的善本书库，受到特别保护。
　　剩余书册成为闭架收藏，公众要借阅需向参考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提出申请。
　　国家图书馆高级图书馆员萧碧莹向《联合早报》介绍许云樵藏书时说，当中最珍贵的包括许云樵生前所珍藏的清版《武备志》中的一本郑和航海图（《武备志》第238册至240册）。
　　《武备志》是明代军事家茅元仪（1594-1640）所编纂的军事百科全书，第240册中的郑和航海图还标出与新加坡有关系的“龙牙门”和“淡马锡”。
　　萧碧莹说，许云樵24岁时所出版的《姑胥》也是很珍贵的绝版书，这本1929年由苏州文怡书局发行的书籍，是许云樵南来前，实地考察姑苏的历史、地理、民俗风情和传说后撰写的最早书籍之一。
　　另外有五本用钢笔书写的日记，记述着他南来后的点点滴滴，包括他在泰南北大年工作和生活的记录，他做研究时的发现与感想，甚至他的生活琐事，日常开销等。五本日记横跨年代从民国十九年（1930）至二十七年（1938）。
　　《南洋文献叙录》是许云樵亲笔编写有关东南亚史的资料目录，他所收录的每一本书目，都加上提要和点评。
　　另一本张礼千所著的《马来亚历史概要》则经由他校订。许云樵代表作《北大年史》的手稿也在捐赠之中。
　　据了解，捐给国家图书馆的包括3000多册藏书，1800多册期刊、134套手稿、五本日记、16份地图、五本特别珍藏书籍、540多张照片、80多张明信片、五袋书信，另外有手抄本、油印本、拍印书钞与文件、幻灯片、研究资料和排版文稿等。


 

《源》2017年第1期.总期125 - 柯国材 一位被历史淹没的理学名儒


















 

龙牙门是古代新加坡的地名。从龙牙门到新加坡名称的改变，说明了新加坡历史发展的轨迹，也说明了其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发展成国际大港的历程。本书根据当下所发生的事件，从历史的角度剖析新加坡的发展、人物及地名变迁。全书分为石叻纪事、风流人物、源长流远、盛世修典四个部分。通过本书，希望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新加坡。